对话黄伟林之二： 在小说中重构我的故乡（下）

陈谦：广西不是吗？

黄伟林：广西不是，我接触过一些外省读者，当我提到一些广西作家的名字，他们会说他们知道这些作家，但不知道他们是广西人。这就说明，广西作家的地域文化意识可能不是很自觉。

陈谦：这个问题你问过其他广西作家吗？

黄伟林：没有问过。

陈谦：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我不知道别的广西作家的想法怎么样，将来有机会我也要问他们为什么不写。像我刚才讲到过的，我从小在广西长大。我父亲是解放初期南下到广西的。父亲的故乡是湖北，他会经常跟我们讲的。我爸爸一辈子都没有讲过普通话，他就说湖北话。我妈妈工作的农学院，是从桂林迁到南宁来的，所以我从小住在那个大院里，大家全部是讲所谓桂林话。我后来是在广西大学念书，它跟广西农学院是一墙之隔。我们住在西郊，那里大专院校扎堆，自成一体，到南宁市中心去买东西是算进城了，很了不得呢。我从小就是在那么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长大的。离开广西去美国之前，我从来没有在广西之外连续生活过一个月以上。讲老实话，我刚刚工作的时候到外面出差回来，火车一进到广西境内，我就会得很安全了，在这个地方有什么事情我都可以搞定了，有很多亲友啊。因为在外地什么都是陌生的嘛。所以广西对我来讲是一种很自然的经历。关键是我没到区外读书，没出国之前，广西之外的一切对我而言都是很陌生的，不像你还到北京念书。我听到很多到区外读大学的朋友后来跟我讲，他们年轻的时候出去读书，会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落后地区广西来的。我这是在转述我的朋友的经历，你应该有第一手的讲法。我就说我的朋友。他们说到了北京读书，比如说到了北大清华那些学校里，他会发现，他本来算高水平的，可他在广西受教育的程度在跟北京同学或其它发达地区的同学相比有差别，这让他们多少会产生自卑感。我没有这种经历，我在封闭的大学院校的环境里长大，周边的长辈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我没有文化上的自卑感。当然，我也没有觉得广西是我的骄傲。说实在的，因为我也没有机会去表达我的骄傲，我接触的资讯业总在提醒我，广西是一个落后的地方，不是老说我们是老少边山穷地区嘛。但是我在地域归属感方面，没有受过直接冲击。

幸运的是，成年以后，我一离开广西就到了美国。我经常跟人家讲，是美国教会了我珍惜我的来历，珍惜我父母的出处，这是真心话。美国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强调个人身份标识的地方。你的经历越独特，你的自我ID，就是所谓身份的标识就越清楚。你的来历若与众不同，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当然美国也会有纽约人看不起肯德基等地方的人的事情，也会取笑乡下人，但是美国人的自我意识很强，我从哪里来，我在哪里长大的，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他们能够坦然处之。我跟美国人聊天，说我是中国人。在美国眼里，北京人、上海人和广西人，没区别的。美国人问，你从哪来？中国来的，我这样答，以为够了。美国人却很爱问：中国哪里？我心里面想我跟你讲也没有用。他们最多懂个抽象的北京上海，对不对？我被问急了，那我讲广西。广西在哪里？他们竟不罢休。我就说广西在中国的最南边，跟越南交界。我一讲越南他们就懂了，因为他们越战是美国人心中的痛，每个美国人都知道越南。因为越南，他们就知道我来的地方的大致方位了。对他们而言，广西不是什么老少边山穷，他们只说广西那么漂亮。我在跟他们的交流中，感觉到我青少年时代在南江亚热带地区独特生活经历回来了，而且特别独特。那种自我意识所依傍的东西就开始回来了。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要讲。我离乡多年，二十年了，我是八九年去的美国。我当然对故乡有怀念。更确切地讲，其实是对青春期成长记忆的怀念，这是跟广西这个地方连在一起的。但我一回到广西，这些年我一回来，发现它变了。就比如我回到南宁，我看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心很茫然。就是我最近写到的，新生园冰室，这些是我青春时代的记忆噢，都没啦。所以广西的记忆对我来讲，就是在小说中重构我的故乡。真的，就是说我所有关于故乡和青春时代的记忆，只能留在我的小说里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去广州学习、玩，都是坐船的，从那里坐船到梧州，转船到广州，现在南宁的那个航运码头都没了，谁还坐船？但是对我来讲青春烙印特别深刻。我还乡，都找不到我以前的故乡了。让记忆中的故乡存活在我的小说中，对我算是安慰。我的故乡，我青春期间所有的痕迹就在我的小说中。我跟我如今也在美国的那些当年的老朋友讲，新生园也没有了！我多次回去。

黄伟林：你讲的新生园是什么？

陈谦：新生园就是一个冰室，沛宁（《望断南飞雁》的男主角）他们都爱去的，就是当年南宁市我们年轻人最爱去的一个冰室。

黄伟林：他们年轻人都不懂“冰室”。

陈谦：吃冰淇淋啊，喝冰水啊，冰水他们懂吗？

黄伟林：冰水可能他们也不懂，他们知道的是冰沙、刨冰。

陈谦：我们那个时候冰淇淋倒是有的，像南宁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大概就一两家比较好的。那时候我们算是比较时髦的，一进城就是去那儿吃。我最新的小说会写到那些，很详细的。我九四年第一次回国，到南宁我就要去那个地方看。可它已经改卖衣服啦，黑呼呼的。我说原来是这个样子吗？就是说跟记忆有差异嘛。然后现在回去看都没有了，连买衣服都不卖了，拆掉了。我就想，对于我个人，在我的故乡，我年轻、我从哪里来的经历，也许在生活中找不到了，但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就让它在我的小说中留存下来。我不是故意要强调广西，就这样。我希望我讲清楚了。

黄伟林：非常好，非常好，其实我最近写了一篇，不是最近了，今年我写了一个黄佩华的评论，因为我欠他几年了，我反复读他的小说，想找一个角度，后来我发现，他小说的价值就是给我们用文字留下了一种生活，因为黄佩华写了很多他们壮乡那种原生态的生活，这种生活随着红水河的开发都没有了，但是他在小说里面把这种生活保留下来，就像你讲的。

陈谦：对，就是重建我的故乡。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当代英文小说我读得蛮多的。美国总的来讲其实是很现实主义的。美国特别奇怪，跟欧洲比，它不是摩登的；也不像魔幻现实南美的，还有欧洲法国新小说，很时髦的那种后现代的，美国不是的。美国按照文学版图来讲真的非常传统，像美国几个我非常喜欢的老作家，菲力普·罗斯(Philip Roth)，那个老头啊，就是那个犹太的作家，我的偶像。他重要的小说几乎全都在写他在那儿长大的犹太城镇，新泽西的纽瓦克（Newark）。他甚至在写那个小镇的街道，甚至他里面的人名都是他Philip、他弟弟的名字Sandy，他的父母。我觉得美国作家，他们的地域色彩都很强。还有一个我喜欢的老一代的女作家，写中产阶级生活的Anne·Tyler，她在B巴尔的摩市那一带生活。她的小说就是那里的背景，很清楚的。我在那边住过，读来很亲切。还有我喜爱的加拿大的短篇女王艾丽斯·蒙罗（Alice Munro），就是最近得了布克国际文学奖的，七十七岁高龄那个。她写温哥华，维多利亚岛，我一读就想起我去过的那一带的环境，那些小岛。我的小说也属于比较传统、现实型的，所以说对他们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就是要找到个人身份的标志。

黄伟林：第一个是菲力普·罗斯，第二个是谁？

陈谦：安·泰勒，中国翻译她可能不多，还有一个叫艾丽斯·蒙罗，他们最近翻译了她的短篇集《逃离》。他们的背景都很清楚，这对我是一种启发。就是说，像那种魔幻现实，那种重构的A城、B城那种，不是我的个人的风格能所亲近的。每个作家的选择不同，我就喜欢一种很清晰的，有个人标记的东西，各人的来历才搞得清楚，我是这样想的。

黄伟林：对。我刚才不是说我读了你三个小说吗，按你的写作顺序，一个是《覆水》，第二个就是《特蕾莎的流氓犯》。

陈谦：其实你发现了没有，《覆水》还不是那么清晰，《覆水》只是南方小城，到了《特蕾莎的流氓犯》，我基本就是讲南宁郊外了，然后到了最近这个《望断南飞雁》，我就……

黄伟林：《覆水》里面好像出现了大瑶山？

陈谦：出现过很多不同地方。但是还是比较模糊，我没有讲南宁，但是到了《特蕾莎的流氓犯》开始很清晰了，然后到了我最近新的这篇《望断南飞雁》。

黄伟林：这个更明显。

陈谦：就写南宁周边啊，南宁二中、三中，我的朋友的那些东西都出来了，可能年纪越来越大了哦，很多东西就回来更多。

[下 完] 原载《东方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