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黄伟林之二：在小说中重构我的故乡（上）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11-18 16: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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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中重构我的故乡（上）

受访人：陈谦

采访人：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谢婷婷、敬晓娟、赵若昕、陈诗艺、许晖、李连铁、李晓鸥（广西师大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录音整理：谢婷婷

采访时间：2009年11月9日下午3时至5时

地点：广西师范大学育才校区文学院基地楼二楼接待厅

黄伟林：从你的简历我知道你是一个芯片设计工程师，我所读过的你的那几个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好像也都是从事科技工作。那我就在想，一般都是文人写小说，作为一个高科技工作者，你怎么有兴趣，有“余兴”和“余情”来从事文学创作，而且还很投入？

陈谦：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好理解。西方不少现代小说家，像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库切，是学数学的；帕穆克是学建筑的。美国的小说家，从科学领域进入文学创作的也不乏其人。而我完全是因为个人兴趣。我从小学到中学的文科成绩一直特别好。还没上学的时候，家里教我读书识字，我一开始就很喜欢造句。特别奇怪。年纪很小的时候，邻家比我大的孩子在造句，我会很乐意去帮他们做作业。我用一个词汇造出一个短句，感觉就特别好，比如用“红旗招展”这类词语造出一个特别的句子，就觉得特别兴奋和满足。我认为我对文字的喜欢是天生的。在学校读书之余，我很喜欢读小说。那时候在文革里，是没什么书读的。到了暑假，我母亲就从她任教的学院图书馆里借来那时可以读到的小说，给我打发时间。那年头没有什么其它的娱乐，只好读书。母亲还为我订了不少文艺刊物。上学后，很喜欢写作文，作文总是给老师拿来当范文，连高年级也拿去读的。对小孩子来说，这就是最大的鼓励了。

但是我后来学科学，念读理工科，则是顺从了老师、家长的意思。那时候文革刚结束后，大部分的人都很辛苦。长辈里在文革中受冲击最深的，很多是在文科领域的人，大家就觉得学文科前途不好。我在高考面临选择的时候，家里面、老师都觉得还是学理工科好，安全。而且，我跟我那时的一个数学老师关系特别好，是班里的数学科代表。我很崇拜我的那个数学老师，现在他们夫妇也在美国。

黄伟林：你的老师也去美国了？

陈谦：去美国了，她比我先去的。那时他们很喜欢我，我受她影响很大，那个女老师是福建人，她跟先生是文革前在中南民院的同学。那先生是壮族人，她大学毕业后就算是嫁到广西来了。那女老师特别有上进心，很好强，她那时是我的偶像，我受她影响很大。所以我在中学时的数学学得很好。

黄伟林：你中学是哪个中学的？

陈谦：我是广西农学院附中的。那老师让我去读数学。我家里面也希望我学理工科。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嘛，人们还是怕将来再有“文字狱”那种东西。再说都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个女孩子，大人觉得这样的选择安全。我理科的总体成绩其实没有文科的总体成绩好，但我还是同意去学理工科。但我对文学和文字的爱好并没有因为学科的选择而改变。就老想将来有机会或还可尝试写作。但上大学后，一路就走远了。上学，读书，再到美国去留学，整个青春时代都忙这些事了。但是我一直还很喜欢读文学作品，读小说，翻阅文学杂志，一直读的。

在美国上学后，到了九四，九五年，学位念完了，工作也稳定，所谓的美国梦，房子、车的，什么都安定下来以后，那种很日常的生活就开始了。每天早出晚归上班下班，就觉得很闷。而正在这时，我在海外碰上了中文网络写作的第一波浪潮。

现在大家都讲网络文学了，但在九十年代中期，当时中国大陆还是完全没有网络这东西的，中国人都不能上网，更别说网络写作了。中文网络写作最早是在海外的开始。那时的海外的留学生创立了网络杂志，很多留学生开始上网写作。我们那个时代海外出现了好些网络写作的高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个叫“图雅”。现在大家都还在找他，那个人写得非常好，却在他成为最热门的网络写手的时候，突然玩“失踪”了。

黄伟林：图雅，哪两个字？

陈谦：就是图书的“图”，高雅的“雅”，你上网一查就知道的，如今大家都还在怀念他的时代。图雅真写得好。我的很多朋友也开始写，我在海外读到他们的作品很激动。在英文语境中，我突然看到还有这么多中国人用中文在写，而且写得这么好，我来自儿时的文学梦和以前对文字的爱好一下子被激活了，而且生活稳定了，我就也开始上网写。当时在美国，应该说，全世界除了中国大陆以外，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大陆留学人员基本都知道有一个网络刊物叫《华夏文摘》，它今天还在。

黄伟林：网络杂志？不是纸质的？

陈谦：是网络杂志。应该说中文网络文学是在海外发端的，是从那时候开始的。那时有一大批写手，包括现在回国打假的方舟子那些人，都是那时在海外写作的网人。我在网上看到图雅他们写得这么好，写作欲被激发了。我想，他们能写，我也能写。我就开始给《华夏文摘》投稿。图雅在《华夏文摘》发很多作品的。

黄伟林：我插一句啊，网络文学实际上已经成为你们留学生群体的一个交流平台，那同时期的美国人自己也有这样的交流平台吗？

陈谦：也有的，美国人是英文的。当时“论坛”这种形式还没有出现，这种mailing lists邮件组，就是群发的邮件。大家登录以后，你一点击发邮件，邮件组成员全部收到，然后回寄全部成员，大家用这种方式交流讨论。比较正规的。最早的《华夏文摘》是一个正规的杂志，一周出一期。海外当时的中文媒体是非常不发达的，中国大陆的消息很难及时获得。有了网络就大大改观了，《华夏文摘》当时通过网络给大家传递很多最新的有关中国大陆的最新信息。那时候很饥饿，网络写手们在不同的邮件组里非常活跃。而《华夏文摘》每周出一期，据我当年在那里当编辑的朋友讲，它的全球电子邮件订户有数万人之众。我就开始上去写了。我当时有个笔名叫“啸尘”。那时结识的网络上的朋友，很多如今还叫我“啸尘”。那时候我写了蛮多，写留美的经历和感触，都是散文、随笔。在这个过程中，我对文字的感觉开始找回来了。而且每个星期的星期五上午，你的作品出的话，文后会列出你的电子邮箱，你就能及时获得反应，就是说有跟读者的即时互动。比如说我有一篇谈文化“边缘人”的文章，可能大家都很感兴趣，在《华夏文摘》发出的那个早上，邮箱一开就看到六七十封邮件。在这种活跃的互动和良好的交流环境中，自己更想写了。

写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我的兴趣其实是在写小说上，就是说更大的挑战是写小说。因为我从小就说我想做一个作家嘛，这回机会大概来了。我就在网络上写了几年散文随笔之后，，开始尝试小说写作。这时我发现，小说其实很难写的。所以回到你的问题，我的“余情”和“余兴”，到了这时，有了机缘尝试。我在美国工作环境里接触的都是工程师，文字思想的交流是很少的，大家要谈就是谈理工科的问题，这里面有个真空。我也可以说是在母亲去世的阴影中开始写作的。我母亲在九五年春去世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情绪非常不稳定，写作在那时对我是一种安慰，是疗伤。算起来，我在《华夏文摘》写的作品比较多的时候大概是九六、九七年，然后从九八年开始就尝试小说写作。我记得特别清楚，刚开始写小说时，编圆个故事都很难的，就摸索着反复练习。我在吃力地学习小说写作的过程中，听他们说，你不能老在海外写，你最重要的读者应该在中国。这话让我上心了。后来我就尝试投回来。到了第一部自己觉得象点样子的小说写出来后，我就投给了《钟山》杂志。《钟山》杂志副主编当时是傅晓红，她收到我的小说后，给我来信表扬了几句，并说要在杂志上用了。后来我见到她的时候，她说我的文字是年轻幼稚的，但她从文字里面能感到作者的潜力。这便是一个有经验的编辑所具有的能力。对她来讲也许是一种偶然，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鼓励。我不认识任何人，小说投过去给这样正规的文学杂志，人家就给发了，那么说明我还是写得可以的吧？呵呵。这样一来，我对写作小说有了点信心。接下来，第二部就写了后来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长篇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

我们那时候开始办了一个网络文学刊物叫《国风》，你们看到过？

谢婷婷：看到过。

陈谦：现在停了，今年开始停了，之前办了十年。那时候《国风》是以专栏作者的形式运作的。就是每个月，你作为专栏作者，要更新自己的栏目一次，就是这样排版来出的。我那时工作很忙，就通过这样的形式逼着自己每个月写一章，我的小说《何以言爱》，《爱在无爱的硅谷》，《覆水》，《残雪》，《落虹》，以及《特蕾莎的流氓犯》等等，都是以这种方式在《国风》上一月一章地写出来的。我的专栏有很稳定的读者群，人家在追读，不时还有反馈，我就慢慢写。通过这样的道路，找回了我自己的爱好。你问的问题我就是这样的答案：爱好是天生的。

黄伟林：很好。我第一次读你的作品就是《特蕾莎的流氓犯》，当时买了一本《收获》杂志，感觉这个小说名字比较特别，而且是头条，就读了，发现小说中主人公少年时代是在广西生活，因为自己是广西人，因此比较好奇，就读下去了。读的时候还在想，这个陈谦是谁？因为我对广西作家很熟，长期在广西工作，跟文学界很熟，但陈谦这个名字完全是陌生的。没想到半年多以后认识了你。最近又读了你的中篇《望断南飞雁》，发现您又将您的小说人物安排为南宁人和北海人，这使我想到白先勇，他曾经写过几个桂林题材的小说。但是，我也感觉到许多广西作家的小说并不喜欢将小说中的人物标明广西身份，聂震宁那篇颇有影响的《长乐》，以宜州为原型，但作品换了个长乐的名字。鬼子很有名的《瓦城三部曲》，这个瓦城，小说中写到了桂林的个别地名，有一些桂林的影子，但没有明确说明瓦城就是桂林。您的做法似乎有点例外，我读了你三个中篇小说，都有广西的地名，而且是郑重其事的，不是偶然随意的，人物的地缘来历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