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勒之点滴

[1992 年圣诞前夕 和 沃勒等在马里兰大学附近的中餐馆] 

　接到沃勒·米勒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没有特别震惊，只有一点难过。想到他终于得以从痛苦中解脱，心下甚至觉到一点轻松。

　　之前，沃勒与淋巴癌搏斗了一年多，每每听到的消息都令人担忧、感伤：美国顶级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癌症专家、新式的治疗方案、中国朋友推荐的中医中药，都无法改善他的病况。经历几次化疗、放疗之后，一米八十公分的沃勒体重骤降至不足四十公斤。我想象不出沃勒辗转病榻的样子，也不愿去想。唯觉安慰的是，他们说沃勒的精神还是乐观的。

　　认识沃勒，是在我研究生毕业前的那个冬天，他正在我们学校参加一个ＮＡＳＡ协办的年度大规模积成电路年会。沃勒是ＮＡＳＡ（美国航天航空总署）ＧＳＦＣ的官员，管着不少ＮＡＳＡ的科研经费。我跟随的导师，当时是ＮＡＳＡ在美国大学里所支持的一个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中心的主任，跟沃勒有多年合作关系，私交甚好。沃勒对各ＮＡＳＡ支持的研究中心而言，是财神爷的角色，他一出巡视察，人们都很在意，因为研究经费是否能够保持或追加，沃勒给出的评估意见举足轻重。

　　去见沃勒那天，是在他们忙碌了一天后的傍晚。导师说，你带上一份简历，我领你认识一下沃勒，或许他能帮你找一份工作——那阵子美国经济非常不景气，毕业的同学半年多找不到合适工作的人大有人在。

　　因为平日里听大家谈过太多沃勒，想象中是个高不可攀的大人物，这下要去面见，心下忐忑，但又不能跟导师说不去，只能磨蹭着准备起简历。跟导师谈完话，临别时，他又加一句：去换一套好点的衣裳吧，给人的第一印象要好。我回到住处，换上一件姜黄色的薄毛衣，一条咖啡底色带黑色暗花的布裤子，头发用同色调的发卡夹起，看看比平时总是一条牛仔裤的邋遢样好太多了，有点得意地拿着简历就到导师办公室去。

　　导师是那种很挑剔又十分注重细节的美国人，一见我进来，就说我的裤子太旧了，表情颇不快。我给他一吓，赶紧说：“啊，我特地换了呢，我觉得很好啊”，他就笑说，换上是他太太爱丽丝，这样的裤子早扔了。我沮丧起来，说，那要不要回去再换一条？他看了看手表，说来不及了，走吧。导师在我们学校是大牌教授，可在他看来，去见米勒迟到，比穿得不合水准，要严重多了。

　　一见沃勒，我的顾虑和紧张全部消失。沃勒自己就穿一件很旧的休闲西装，脚上那双皮鞋也是旧得脱了皮似的，没有一点光亮，花白的头发没有好好地梳理。他肯定没在意我的裤子旧不旧，只是握手，寒暄，脸上是由衷的笑意，看着还有点羞涩，让我想起他这个年纪上的我熟识的中国父辈们。

　　我小心答着沃勒的问话，当话题说到我将毕业时，他主动说，将你的简历给一份给我吧。

　　沃勒回华盛顿不久，便给我的导师来电话说，他该可以为我在ＮＡＳＡ他所在的部门争取到一个职位。在美国，作为少数族裔，读的又是女性极少修学的电机工程系，求职果然有优势。后因我当时不是美国公民，按规定不能进入ＮＡＳＡ这样的政府部门工作，手续没办下来。到了夏天，沃勒又用变通的方法给我弄到一个去ＮＡＳＡ做事的机会，经过层层“政审”后，我去了位于首都华盛顿郊外的ＮＡＳＡ所属的ＧＳＦＣ。

[这是第一天到GSFC上班，出门前在租住的公寓前留影。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份正式的工作，第一天上班，很兴奋]

　[这也是上班第一天是在GSFC内所所在部门的门外留影]

[在GSFC大门前，时在1992年]

　沃勒当时已有六十出头，他出身于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大学修的是物理专业。沃勒太太是护士，业余爱好是设计陶人。她自己设计，描画上色，碚烧，再穿上也是她设计、缝制的各种服装。我现有一个陶制芬兰女孩，便是朋友请她设计制作后，作为礼物送我的，我想朋友大概花了七十美元。沃勒的大儿子随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导师念下博士学位后，当时正在新墨西哥州的拉沙莫斯国家实验室做研究，而沃勒的小女儿当时在大学念护理专业。

　　沃勒衣衫鞋帽的破旧很快就让人习惯了。他还开一辆很老旧的老爷车，看着跟殡仪馆的出殡车非常象。我第一天上班见到甚为惊讶，此观感脱口而出，一时为笑谈。他们说，你该去看看他的家，住在最危险杂乱的黑人区，他们一到周末就会逃到海边的度假屋去。

[在GSFC的实验室里工作，喝喝，像不像个好工程师？]　　

沃勒大部份时间在出差。我参与的是实验性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项目，那个芯片是做空间信号数码传递的。ＮＡＳＡ的科学家确立数学模型和编码方式，并作技术可行性研讨，之后，芯片的技术实践由我们来完成。这种太空用芯片成本非常高，防射线辐射是关键，后来到工业界做事，感觉真是天差地别。工业界只要便宜，很多技术指标的要求就可以马虎。我那时做一些很小的板块，电路出来后做区域模拟，再跟上端电路版块接上，层层模拟测试。沃勒从不过问我工作上的事情，见到只是关心我是否习惯在马里兰的生活，又热心介绍说哪里有好玩好看的。在他们那种老派的绅士看来，一个小女子背井离乡到异国已经很不容易了，将这里的生活过下去，过好，每天高高兴兴的，才是最重要的。

　　ＮＡＳＡ养的大多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科学家，有野心的年轻人并不多。这在沃勒那个部门更典型。很多科研项目都是包出去给私营公司研发，所以华盛顿ＤＣ周围，聚满了形形色色大小不等的专吃ＮＡＳＡ饭的私营高科技公司，而ＮＡＳＡ自己的中老年科学家，常是担任指导和检查的官员角色。部门里的秘书，上班还带台小电视看球赛，你找她办事，她还会生气地怪你打扰了她看节目。那时我年轻，虽并无大野心，但混迹其间，仍常感郁闷，只盼周末到来，好出去乱跑。

　[常在一起散步的几位。左为老约翰，我写过他的。波兰裔科学家，寡言羞涩，一生未婚，前几年也走了。他对我也很好。中间是沃勒。右边是台湾来的本秀姐。本秀是台湾外省人，台大电机本科，史坦福电机系博士，对我非常照顾。如今她的两个女儿都从史坦福毕业了，日子真是过得太快了！看到这张老照片，很怀念那些老日子]

　平时午饭过后，那些中老年人会好心地来约我跟他们一块出去散散步。沃勒在时，他从不拉下。ＧＳＦＣ内有一个很大的湖，我们总是围着它走，还要上坡下坡，有时要抄近路，得穿越一片林子。我只跟他们散步，很少说话，因为他们聊的话题多为一些故人旧事，或工作，我一来插不上嘴，二来也没有兴趣。沃勒走在他们中间，有说有笑，好像并不在意我的沉闷。可不久他便来跟我说，要介绍他那个非常反叛的女儿跟我玩。那个鼻子和肚脐上都穿上金属饰环的女儿邀过我去滑冰。后来偶然听我说到从未玩过帆船，沃勒特地去找他在ＮＡＳＡ做数学家的希腊裔好友杰米老头商量，两人专门花了一个下午，开车带我到切斯皮海湾去，用杰米那首神气的大帆船载着到切斯皮湾里玩了整整一个下午。我水性很差，坚持套上救生衣，坐在甲板上，看他们两位在船前船后忙个不停。那大幅风帆就靠他们手里频繁拉扯的绳索控制，绝对是力气活儿。只听得那粗大的绳索“哗”地急滑出一大截，“哗”地又拉回来，非常神奇。有时候，整条船在水面上竟切出45度斜角，我便无法抑制地尖叫，惹得他们笑起来，指着不远处来去的帆船上穿着比基尼，举着啤酒瓶的女孩，说，你看看人家！——相比之下，穿着救生衣的我确实显出滑稽。

离开东部很多年了，住在旧金山湾区，晴好的天色里常看到海湾里帆船点点。可我再没有机会、也没有兴趣去漂过帆船。人生里一些美好的经验，不需要重复。

　　我离开ＮＡＳＡ后，每年圣诞都会给沃勒寄圣诞卡。常去ＮＡＳＡ出差的导师跟我说，沃勒常问到你，你寄去的卡片、照片，他都摆在办公室的柜子上呢，他希望你喜欢你自己选择的生活和工作，过得开心。这样的话我听了记着，但后来就是又到了首都，也未及有空再去看看沃勒，只以为下次总会有机会的。

　　现在沃勒去世了，我寄往ＧＳＦＣ的圣诞卡也停止了。他帮助过的人一定很多，留给各人的印象也定不相同。他于我，不是什么美国人，也不是什么ＮＡＳＡ官员，就一个善待过我的长辈。他活着时，我不用常去叨扰，只肯定他晓得我记着他的，就很好了。我现在想到他，便是那张笑得有点羞涩的脸。他的家人来信说，奠仪金请直接寄往美国癌症研究协会，用于癌症研究。

　　我现在记下这些点滴，心下是没有大悲伤的。我想我们将来会在哪儿再重逢的，所以这样的别离，并不意味着永恒。就像他活着时，我去首都，也没去看他，只以为前面还有大把的日子那样。

                                      2007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