唧唧复歪歪之一： 第一次被阉

        大中午起床后，洗把脸，吃完卤面，坐下来看了不少作家的生平。不知道哪头驴踢了哪根筋，我突然想起一件挺那个的事情，这件事可用来吹牛，可用来牢骚，可用来博取同情，可用来骂人，可用来骗女孩子的某种眼光，甚至可改编成祥林嫂念叨一辈子的阿毛般的故事，实在是太那个了。今天我太想那个了，那就那个吧。好在还没有唠叨太多。
         话说我在铁塔脚下的大学读研一的时候，无论什么专业，都要修“两课”。这“两课”是啥玩意儿，跟我那种地的父亲不太好说。理解力太低，据说他们那个阶层曾经这样理解“三个代表”，两个领导模样的人到村里宣传中央指示精神，村干部说，等会儿再开饭？还有个代表没来，不等等不太好吧。书归正传吧，这课虽然人人都得上，但似乎都在应付。这光景让相关领导、老师很不满意。这个课一般是这样上的，老师狠放故事片和纪录片，既占时间又直观且不用作社论般的理论分析，一屋子年轻后生，由于对历史没啥记忆（历史系的首先要除外），有时候竟也看得眼泪哗哗的，实在是好用的紧。

         课堂讨论是大家特讨厌的，都低头不语，看书的，睡觉的，观摩其他系靓女靓仔的，都有。我这个人有时候话多，忍不住发言或者提问。没几次，似乎颇有人知道哲学系的我了，什么看法，我不得而知。我曾有收藏校报的习惯，前后估计有近百份吧。有一期上开了新栏目，编者称要大家对“两课”教学和学习发表看法。我那时候真有点想法，私下里了解到周边同学最不喜欢这个课。就写了一个文章，题目是《也谈两课》，修改几次，删了些过于刺头的话，但总体上还是奚落、挖苦、反讽的调子。还有点刻意模仿王小波的语式，他的随笔集改变了我的“三观”，如果他是“两课”老师，我会乐得屁颠屁颠的。但是显而易见，他是铁定做不了这个的，估计他死也不愿意做。投稿子的时候，我就没想着能发表，可见我心里知道我多么混蛋。哪知道，额滴神！等我翻开下期校报的时候，那篇文章赫然在栏。一字未改，我心里登时对编辑充满了敬意。活了二十多年，那似乎是我第二篇变成铅字的文学作品啊。可惜我不钟情于酒，不然非买瓶光肚儿仰韶灌一脖子不可。我坐在那儿，美滋滋，又看了一遍，真把自己给逗乐了。

         过了不知道多少天，反正不太久，我和一朋友吃晚饭后回宿舍，路过阅报栏，我说，兄弟我有文章见报了。拉他去找，那期校报是找到了，不过我实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文章不见了，那地方登了一篇很主旋律的文章。我怀疑是不是我之前看错了，回去一看，还是我的文章啊，赫然在目。这事儿蹊跷。不过我很快就知道个中缘由了。有一次“两课”前，老师点我名字让我课后和他聊聊。有人拿眼睛看我，我想我是明白了。课后，他笑呵呵地问我对“两课”有什么看法，我自然懒得说了。他说我这个小伙文字挺不赖的，有幽默感，据他了解他们部的课，同学满意率是百分之九十八。我真想把一个屁憋在肚里爆炸。谈话简洁而友好。我闷着回去了，很厌很无力。后来听说（我无从证实），那个文章让主抓政治稳定的校级领导愤怒，批了那部的主任，因为部里正申请什么全国先进“两课”教育基地吧。于是，抓紧收回已经发出的一万多份报纸，换了一篇新文章，重新送给全国兄弟院校，这关乎学校的脸面啊，大事也。其时，据说书记对全国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甚为担忧，指示要摸摸思想教育的底。这真是机遇啊。

        一连七天，我都想不通。干他娘，天杀的。后来我竟然在五一的时候给校长写了封信，发发牢骚，在宏伟的办公楼里找不到校长办公室，后来把信塞到校长信件收发室的门缝里了。自然不奢望能收到回复，也自然很平静，不知道那张纸跑到哪儿了。不久北大的贺卫方教授来讲学，此君口才了得，开讲伊始，就拿“胡说”（毛概了，邓论了，代表了，胡说呢？不好说）赚个满堂彩，那晚还背了《独立宣言》中的若干文句，叹曰，那帮子人是何等的智慧、何等的心胸、何等的人格。我提问时又忍不住诉苦了，他笑曰，常事儿，我的文字常被修改，但是只能慢慢来。我大感安慰，不禁觉得自己小家子气了。

        被阉了一把，曾经很受伤，对这个铁塔下的大学充满失望。我不是司马迁，我不知道我被割了那话儿，还能不能坐在那儿写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即使常常脊背冷涔涔冒汗。我比他幸运万倍，是因为我才能不及他千分之一，这个社会好歹总进步了百分之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作古了，太史公在今天应该可以做男人了，应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