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不离骚

激荡三十年，从Mao时代到Me时代，我们终于将大写的马克思、毛泽东，变成大街小巷的麦当劳、摩托罗拉……浓厚政治色彩的时代逐渐剥离，全球一体化的影响日益剧烈，人们说这是一个标榜“我”的时代。

从Mao时代到Me时代，细心的人会发现，不过是“a、o、e”的变化，儿时最早学习的就是“a、o、e”，等于外国的“A、B、C”，这就是所谓的“常识”；从Mao时代到Me时代，其实，就是一种“常识”的回归，我们欢迎这种回归来的更猛烈一些。

 

没有一首公路之诗。作为公路游魂，我期待一首公路之诗。像永恒的六十年代，热切期盼《嚎叫》。金斯堡而不是蒙克的《嚎叫》，蒙克的《嚎叫》让人深陷自我变形的深渊，发不出声音。

 

当一个人走远，他的出生地就扩大了。来到外省，我俨然来自一个滨海小城。离开越远，离大海就越近。

 

世界尽头的收音机，能收到什么好节目？

 

自己人里的另类，而非人类的另类——不得不承认那些颇具影响力的当代诗歌，大部分源自诗歌内部的风格裂变与词语修正。常常，我们觉得一首诗好，不过因为它很巧妙的反对了之前的句阵模式。当年讲“PASS”，如今该说“PK”吧。只不过跳开来看，就显得有些无聊乏味。

 

他是自己仅存的证据。

 

慢与快。为到达某地，有人骑车，有人乘公交，有人开私家车，有人坐飞机……诗人就是那些尽管徒步却声称（笃信？）自己将是第一个抵达的人。

 

在镜中奔跑的人，跑不出自己的边界。

 

一个擦拭月亮的清洁工，从月牙擦到了满月。

 

广场与书房，二者已变成一条平行线。思想者重新返回广场（为何那么多城市都有一个叫“人民”的广场？），陪着妻儿或情人闲逛。夜晚的霓虹是真实的霓虹，雨后彩虹就显得飘渺而虚假；普通人会在稍宽余的住宅里，装修一间书房，为确保品位不失水准，就去三联书店采购一大批。

 

天赋是狗屁，一个自负的人说。

 

身正不怕影子歪。影子歪不歪，跟身子（站得）直不直关系不是太大，光线的角度才是直接因素。

 

迎面走来一个脖颈略微右倾的人——估计是个职业小提琴演奏者。

 

一座桥匍匐在河渠上，像一个悲伤的人，不能动。如果桥能走动，它就变成一堆石头。这命运般的诅咒，还能阻止它每晚的奔跑欲多久？

 

 

世界总在远离诗人，并给他盛大的孤独，包括每一个狂欢的节日。

“远离是为了看清”，那些拼命向前追逐的诗人，永远领会不到被远离的乐趣与荣耀。

 

拿出旁观者的热情。

 

城市山林。不少景点的院墙上，用中国体写着这四个字。在城市中，能有山林的隐逸，太不容易。

在城市，就要有城市心境。城市，只有公园，绿地，盆景，塑胶花……山林里住着远去年代的野兽。

 

“多识虫鱼草木之名”。在潮白河边散步，忽然发现：一片片的草，不认识；一只只的鸟，不认识；花苔草木，虫鱼鸟兽，有人命名了它们，而我不知晓它们的名字，真让人羞愧。

 

谁能一一说出万物的名字，他要讲“上帝不存在”，我就信。只有上帝，知晓万物之名，而那代行命名之人，真是天使。

 

“鱼，我所欲也。”“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以价格衡量的失衡——金鱼，因观赏，而富有启示性；鲍鱼，因昂贵，而极具诱惑力。人们似乎更乐于沉浸在鲍鱼之肆。

 

领受自己的命运，像黑夜大雨中，雨点一样的眼睛。即使坠落，都睁着眼睛。

 

3——“三”，掰掰手指头，我才能对上号——“咪”；这种音符的二次转换，证明我是一个没有音乐感的人？

 

诗人并未因为惯有的视域狭窄，而变得更加深邃。看看他们，浑身布满流俗的偏见与热爱。他们到底在看什么，自己的红脸蛋？他人的下半身？

 

盗铃铛的人，掩住了所有人的耳朵，取消了所有耳朵，让人们乐于做一个快乐的聋子。

 

不可否认，有豆腐渣工程，有土得掉渣的工程，不但有还很多。但我们也不难看到：当代建筑在建造着传奇。

谈到对传统（建筑语言）的借鉴与发扬，人们能看见苏州博物馆，骨子里的中国意韵在流淌；说及现代、后现代建筑，我们也能看到鸟蛋，鸟巢，裤衩……

 

同一片国土，我常听见诗人们，也叫喊着古典和传统、西方和现代……但我看见的只是诗人的漏洞百出、洋相百出，毫无多少建树，还都牛逼的不行，“自以为得之”。可怜之人，总是暴露着可笑之处。

 

“我一般写的都是即将要发生的事，或者发生过好多年了我才抓出来去触及……“我从不在一个突发事件上立刻下笔写歌。”作为一个优秀的写歌的人（也写诗、写小说），左小祖咒在警醒这一点上，超过了大部分如今写诗的人。

 

泥石流诗、XX节日诗（比如七夕，接下来是中秋？）、毒奶粉诗、地震诗、海啸诗、矿难诗、国庆诗、民工讨债诗……我从未敢轻视人类的同情心，相反，我认为诗人不妨具备公共知识分子情怀。但，打死我都不承认上述是诗，那不过是善意的口号。

 

 

建筑，容艺术性、市场性、公共性于一体，绘画也同样。它们奉艺术准则为圭臬，亦遵循市场游戏规则，二者时有冲突，冲突催生着伟大作品。

诗歌，却只有一面。它不走向市场（以市场为羞耻？），也就是不走向读者。

诗歌——自娱自乐。仿佛生产厂家与生产厂家的互换，缺少产品流通和主动消费。

诗人写了。诗人看了。诗歌评论家看了。评论家收入诗歌选……仿佛，一首诗不是为了被阅读；仿佛，一首诗不需要阅读。

 

建筑——凝动的韵律，我理解这天际线的比拟；诗歌——流淌的建筑？我看，不配。

 

光线与材料的杰作——很少；

没有光线只有材料，连材料也属下乘，一堆荒料——太多。

 

为什么要看充斥着身体器官的诗，不如《花花公子》《阁楼》《男人装》好看；

为什么要看废话、垃圾、撒娇，不如看《新闻联播》，或随便翻开一份晚报。

 

偶像的黄昏，手艺的黄昏，诗人的黄昏……华灯初上，好戏刚刚拉开序幕。夜生活的极大丰富，乃当代大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独特之处。根源是电的普及应用？

 

诗歌远逊于服饰，后者更容易洞察到细微的时代变化与人心动向，并恰到好处地引导他们。

谈到“引导”，诗人几乎是个失败专业户，但却一向热衷扮演先知。

因而，宣称诗人与普通人无异，好似明智之举；于是，我们也就很少看见句子里的光芒。

 

当代神话，只剩下致富传奇？

 

翻开杂志，看看那些名贵手表，百达翡丽、卡地亚、积家、宝玑、江诗丹顿……它们95%以上，都静止在10:10左右。

据说，这是最完美的一刻，像黄金比例分割。

如果一个人，恰好在这一刻死掉，那全世界在售的计时器，都将为他的死停留，把他纪念。

 

把最潮流的新款服饰穿在身上的，首先是那些面无表情的模特——橱窗里的树脂男女。

与它们最大的不同——我们会移动？

 

人们，包括诗人，都习惯了从“小卖部”到“ 大卖场”的转变，并享受着这种转变；但丝毫看不到诗人在词语世界里的转变，连转变的态度都不见一点迹象。

 

 

刻舟求剑的故事。我看见诗人的刀具，或硬或软，或钝或尖，他们在舟（每一艘都宣称自己是真正的诺亚）上雕刻着……“好——”，一些人忍不住为另一些人叫起来，一些人忍不住自己叫起来。可是，“求”呢？可是，“剑”呢？雕刻，成了多数诗之本身。

 

一些关键词：抒情。内敛。大于我。形象。辞达（非工）。意义。

 

对意义的放弃，正如对上帝的抛弃，最后变成对自我的遗弃。现在，人们轻松多了不是吗？人们的无聊感也日盛一日。人们远未强大到不需要上帝，今天的上帝，存在于消费之中。上帝可以替换。只有共产主义不需要上帝。

 

有人说：“写诗，重要的是见识，而不是知识，更不是认识。”到底什么重要，我看无关紧要。这就像说：坐轮船，比乘飞机好，怎么评价好不好，关键是到不到的了要去的地方。更可笑的是，被划在“重要”之外的，恰恰是鼓吹者的缺陷。

 

《诗经》里的无名作者，用什么“写诗”？我很阴暗地怀疑——说着引号中的话的人，到底自己能不能搞清楚三个词的区别，见即能认？认即能识？识即能知？如果诗人暴露的仅是浅薄，谁会欣赏其词藻。

 

词藻像酒糟，要用心酝酿，方能出好酒，值得人们一品。

 

好酒不怕巷子深。但是，据说，诗人是自诩嗓子好的一群人。“好诗还得能吆喝”——喇叭诗学。

 

“又一个诗人红了”，这不妨看做最真实的当代诗学，“红”得时代诱惑，诗人也经受不住。但是，再红也红不过“汪国真”。真让人遗憾。真替你们遗憾。

 

瞿秋白《猫样的诗人》：“凶狠的吃老鼠的猫，‘叫春’时候的音调，倒也的确很浪的。”

 

又一个诗人走在了诗的前面。大部分诗人走在了诗的前面。好像有这么号人，不知有什么诗。就像公司已经解散了，还举着一张名片，和名片上的头衔。

 

只见商场归来的诗人纷纷，不见战场归来的诗人一个。“商场如战场”，好吧，诗歌如快消品！

 

太多狗屁诗学，从上到下，让人看不到“学在何处”，真不如一滩狗屎，来得地道，至少能做庄稼的肥料。

 

为什么如此多的诗人“打肿脸充胖子”，难道因为，传说的几个“诗歌大佬”都是臃肿的大胖子？可怜的是，他们的精神那么瘦弱，仿佛一根木棍，撑起的稻草人，把那随风的摇摆，当成了舞蹈。旁边一群同谋的麻雀，叽叽喳喳，拍手声快，稻田里，于是布满“赞美诗”，立场和谐，不分敌我。

 

现代人已无需容身之地（尽管房产吸引着全城目光），人们的身体在大街上。游荡即回家。

 

明星，成为当代人的生活导师。而不再是巫师，不再是优雅的娼妓，更不再是小说家和诗人。

明星，代言了人间方方面面的美好，尤其是物质美好。

 

当一个男人，无法翻身上马，奋力斩杀于战场；他或许更需要一辆宝马7系，以表明——他是一个战斗力强悍的男人。

 

在某高速公路旁边，生平第一次看见如此多的汽车，价值10万的，30万的，100万的，它们簇拥在一起。主人不在了，它们的“身份”也不再。它们——价值10万的，30万的，100万的汽车，都成了一堆废铁。

 

诗人反对做明星，但在教育大众这一点上，却是不谋而合。只不过，诗人喜欢教育大众，是显示与众不同；明星，则是赤裸裸地宣告：“想变得更好，就像我一样吧”。

  

诗人，比广告还让人讨厌。在指认现实总是存在缺憾这一点上，诗人与广告不谋而合。但，广告承诺的改变在当下，“只要买XX，就会……”；所以，人们宁愿要“脑白金”，也不要诗人。因为，诗人，是习惯把“白痴”挂在嘴边的白痴。

 

诗人，永远不能给人确切的道路和答案——模糊的言辞，飘渺的意蕴，让人捉摸不透，显得更唬人，更悠远，也更讨人厌。

 

两种优秀诗人。活在当下，却分别连接着未来与过去。

 

一种是时代的鼓手。鼓手，不是敲锣打鼓，不是鼓掌和歌。鼓手，往往是前面充满着障碍与杀伐。做鼓手需要勇气，像郭小川，马雅可夫斯基……因为，常与某种“主义”站队，鼓手需承担风险，纳粹亦有鼓手。

 

一种是时代的逆子。他们薪火相传着“伟大的传统”，用手指戳“乌托邦”的脊梁骨，他们有着倔强的臭脾气和独特的腔调（这个最易模仿）。他们的背道而驰，总能证明——历史不过是在转圈圈，越是向后，越是向前。

 

不用形容词，尽量用名词。诗人们开始鄙视形容词。因为，鄙视浮华？连词语也感染了时代要命的“务实”精神。

 

“爱上你会怎样？”

“就像在明亮的房间里点燃蜡烛。”

《云上的日子》中，讲过一个男孩爱上了一个即将当修女的女孩的故事。

如今，爱上诗，像爱上一个修女？

 

瞧，这个骄傲的人，从他身上，看不出丝毫骄傲的资本。骄傲亦以资本论。

 

根本问题变得无关紧要。总是细枝末节让人们面红耳赤。

 

“穿Prada的女郎。”最初，是物的拟人化——产品摇身变为品牌；如今，是人的拟物化——用品牌表达自我。

抛开那些“多余，却很有必要”（伏尔泰）的东西，人们将一丝不挂。

 

最近，羊圈里流行着一本书——《狼图腾》。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夏日的画面与冬天的场景剪辑在一起，就有了戏剧性的冲突感。

对情绪的把捉，诗人有着狗鼻子的嗅觉；对社会问题，诗人朝大树抬腿撒一泡尿，然后，跳到一边，得意并吹嘘。

 

婊子——源于男人的意淫与想象。看看那些被冠了婊子之名的无不是漂亮女人就知道了。

抛开道德的阶段合法性以及社会角色扮演，没有一个词汇比“婊子”更能表达男人内心对女人的赞美。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颠簸不破的真理。越颠簸不破，越容易被人误解、曲解。

 

荒原。城市荒原。

 

过去不在历史课本上，而在电视连续剧中。“过去”从未像今天这样栩栩如生，又难辨真假。

 

谈论美学总是比谈论经济学容易一些。

 

给驴子黄金，它置之不理；给它青草，它欢快地打了个响鼻。

诗人们常把“栖居”挂在嘴边——这些自诩“没有故乡”的流浪人；开发商也热衷于讲“栖居”，他们提供精装修的房子。

 

节日过多。商家的节日。“一个忧伤的老板/没有了负担。”（左小祖咒）节日过多，浪漫主义迎来一个萧条期。

 

一个老派青年人。我乐于承认这一点。

 

套用一个广告词：“你为我们安排的路已让我们迷路——90后列宁。”

 

一方面词不达意，一方面言不及义，这就是全部乐趣所在。批评即误解，误解是另一道风景，风景是对日常的仇恨。

 

没有风景，只剩下旅游景区。

 

橱窗。可见的丰物，引诱人们走进去。橱窗，普通人的通往天堂之门，里面住着新上帝。走出来的人们，脸上荡漾着神圣之光，仿佛高人一等。

 

 

平庸。就连意欲摆脱平凡的爱情，都有一张庸俗不堪的脸。

没有高贵的爱情，只有昂贵的周生生。

热恋中的自我是一部热情的机器，拼命制造符号，然后供自己消费。（罗兰·巴特《恋人絮语》）

 

时髦总是速朽。因为速朽，所以新的时髦代替旧的时髦。时髦亦轮回。怀旧是一种时髦。

 

悲剧变为一场闹剧。笑话变成一声响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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