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写的青春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10-02 09:36:39

   我的青春是一场晦暗的风暴,

   星星点点,漏下来明晃晃的阳光。       

                        ——夏尔·波德莱尔《仇敌》 

 

夏天的一个傍晚,我从邮局出来后,骑着自行车激动地奔驰在小镇边缘的乡间小路上。我上衣的口袋里揣着一封洁白的信,它贴近我心脏扑腾的地方。好几次,我都害怕那封信会像只小白兔从那个口袋跳出来,因而每次在激动一番后我都忍不住停下来看看它是否安然无恙。如果路上遇见了车辆或者放羊归来的牧人,我停留的时间不会太久。我只想马上找到一个无人的角落,然后迅速打开这封来自南方小城的信。直到路上已经没有任何的行人和车辆时,我才发现自己渐渐地走远了。远处的热电厂耸立着两座高大的烟囱,它们喷薄出滚滚的白烟,此时夕阳染红了西边的天空。我蹲坐在一片麦地的田埂上,无边的麦浪把我淹没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我用两根手指小心翼翼从口袋中取出洁白的信封,一股芳香在信封被拆开的瞬间溢了出来,是一些桂花,一张卡片和一张相片。

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她坐在一片草地上,墨黑色的百折裙刚好末过膝盖,一只脚向上弯曲,另外一只自然平躺着,贴着地面滑落向前,白色的运动鞋差点没隐没在那片嫩绿色的春草里面。沿着她仰望的视线,我看到一朵云在轻飘飘地游走。

我坐教室里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准备写一封问候朋友的信。首先我把她的称呼写在稿纸上面,此刻,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注意书写的一笔一划,我第一次讨厌自己的字,显得笨拙,像个发胖的小老头,写了三遍依然没能令我满意。我泄气了,中途换了几枝水笔。泄气的我写得随意,随意反而把称呼写漂亮了,我无意中得意起来,因为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我不由想到了庄子钓鱼的故事。可接下来第一句问候的话该说什么呢?我因此又变得焦躁不安。我只好望着窗外的蓝天,那时我看见了远处热电厂上的一朵白云飘向天空。

写这封漫长的信的时候我被那片飘动的云带走了思绪,我沉醉其中,仿佛灵魂脱离了身体,悄无声息,像云动的声响一样。我让自己的灵魂彻底地走远,轻飘飘的,随着那朵白云飘向天空。

你还好吗?我看见了一朵白云。这是我写下的第一句问候,显得那么莫名其妙。

可恨的是,该死的下课铃声破碎了这圣洁的安宁,人们纷纷站了起来,桌椅和地面被他们弄出巨大的声响,我非常懊恼。在写下美好的称呼之后,我的第一句问候嘎然而止。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我尝试过很多种问候方式,但都很快被我否定了。我的脑子一片混乱之后变成空白,我想一定是哪里出错了。像我小时侯家里的那台“春雷”牌收音机一样,那是我父母结婚时候的家具之一,有一天中午,我抱着收音机躺在父母的床上调节收听音乐频道,可好不容易调到张学友的演唱会时突然一阵唧唧喳喳后就立刻失去了声音,那时我还以为张学友的喉咙出什么问题了。这个联想使我很快意识到这是一次不平常的事故,我脑子此时空白一片。我因此终止了继续把信写下去的愿望。

写信成为了我全部的苦恼。凌晨3点醒来后,我钻到被窝底下,打开手电筒,重新把她寄来的信拿出来阅读。她的相片,只有侧脸,仰望着微笑的脸,在一片绿色的草地上,晴朗的天,白色的云朵。那些干枯的桂花被我装在一个小玻璃瓶子中,瓶盖上钻了几个小孔,挂在的床铺上面。但我看到信的开头没有问候,那是一张卡片,她说:“我想你了。”

用我母亲的话说,我曾经是个单薄如纸的孩子,这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思想上的。那时的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思念,也不可能知道什么叫做寂寞,更别提爱情了,因此住了我三年上铺的张强无可奈何地批评我,说我“简直就一棒槌——没心没肺”。事实上我真的不理解爱情,因为我除了在意生活是否自在之外就没有其他心眼了。每天与足球为伴,与自称“男人”的哥们为伴,尘土和汗水伴随了我整整三年。如果那时有人问我人生的理想是什么,我一定不假犹豫地回答是——踢球。

就是在那样单薄的日子里,我母亲经常和我说人生是不可预料的,所以凡事都得从手边开始珍惜。我基本上同意母亲说的每一句话,但我从来就没在行动上付出过。直到当我开始真正了解一个女孩起,我才明白命运往往做的是无规律运动,它并非按常理出牌。那场相识让我的生活就像酵母发酵一样,开始冒泡并且膨胀起来了。

那时候,张晓莲家就住在我家的对面,从前的她不像现在那么漂亮,整天把自己弄得脏兮兮。往往是一大早时她母亲就给她梳两根秀气的小辫子,衣服也是昨晚洗澡时新换的,可到了中午的时候,她就变成小丑了,衣服脏兮兮地,关键是脸和鼻子都像刚从炉灶中出来一样,所以几乎每天傍晚我坐在房间里练习毛笔字的时候总能听见她尖利的哭声从对面的窗户传过来,写着写着我就会不自觉地在练习本上画出想象中张晓莲的哭相“抱头,张口,不敢还手,眼睛眉毛眯着一起走,哇哇大哭,像个小丑”。她被母亲打骂几乎成了众所周知的趣事,为此我们都叫她小丑。

小丑是被人取笑的。张晓莲却从不在意这点,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面对同学们的起哄总表现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抬头挺胸晃荡着两个小辫子从我们中间走过。为此,我们曾经感到惊讶和疑惑,第一次我看见身边的小虎对此张大了嘴巴,瞪大了眼珠。可事实上,我们的对抗并未持续多久,因为我们初中毕业了。

毕业的那一天我们蜂拥进班主任的房间领取了鲜红的毕业证,班主任拉着学习委员坐下语重心长地对我们寄予希望一番,期间我们不住地点头表示一定虚心接受,喉咙里却不觉地发出“呃嗬”等怪异的声音,像是被一根鱼刺卡住了似的。好不容易告别了该死的“毕业座谈会”后,我们像马匹一样撒野出了校门,好几个男生昂首停胸阔步走在小镇的大街上,我们对迎面遇见的街坊大妈和老太太的招呼假装视而不见,在拐角的地方遇见张晓莲时,她正拎着豆腐和几个鸡蛋准备回家,那天她穿着一条墨绿色的裙子。我突然间发现张晓莲变漂亮了。

整个暑假里,我们一群少年踢球、喝酒,调皮捣蛋,过着鱼一样的自由生活。可是美好的时光总是很短暂,随之而来的入学通知很快中止了我们的自由和快乐。我考上了市重点二中,他们开我玩笑说:“你真是走狗屎运了!”,我的兄弟小虎却很郁闷,等了很久最后等到的是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通知。那天傍晚,我和小虎到我家后边的河里去游泳。我们游累了就上岸并肩躺着,像两条黝黑的泥鳅舒展着身体,自失地仰望蓝天里变幻莫测的云团。当夕阳洒满我家屋顶的时候,小虎告诉我说他喜欢张晓莲,“不知道她考上了哪个学校”他往河里扔了块石子,然后就噌地站起来,朝河里扎了个深深的猛子,消失不见了。

 

谁也不会想到张晓莲和我考取了同一所高中,并且还是同班同学。开学那天,我们两家父母带着张晓莲和我去学校报到,我们俩走在一起的时候竟没说一句话,羞涩得像两个青苹果。张晓莲的爸爸建议老师上课时把我们安排坐到一起,以便相互学习照顾,我母亲则完全赞同这个建议。就这样,我和张晓莲成了同桌同学。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从不和对方说话。“看谁厉害!”我们当时都是这么想的,真的暗自较起劲来,我成绩或许因为这种心理的刺激而突飞猛进,既被选为学习委员,作了英语课的代表,又无比自豪地被选为校学生代表。而对于我作为班主任跟前的红人的特殊身份,同学们很是羡慕。一天上晚自习的时候,坐我前面的一女生告诉我在女生公寓里流传着连我坐第几排,第几个位置大家都了如指掌的传言。

然而,虚浮的荣耀并不能给我带来真正的快乐。紧张的学习生活让我在远离父母和朋友的时光里时常怀念过往的点滴。很多个清晨,我游走在校园里听着从各个角落传来的晨读声时,我会感到疲累。那段时光,我缺少像小虎那样贴心的朋友和兄弟,我时常一个人悄然潜伏在寂静的图书馆,并逐渐喜欢上了读书。那是我文学欲望上弦的时期,饥渴的阅读和写作天性赋予了我幼小的内心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我依然清晰记得那种如何从老师的眼皮底下逃脱,小心翼翼翻阅《萌芽》等文学杂志的热情,其中暗含着成功后的过分激动和突然被抓住时的心跳加速。每当阅读到那些令我激动的篇章时,我的椅子和桌子理所当然就会随着身体剧烈的晃动。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时刻。安静的自习室里,这样的声音会让人怀疑我的桌椅发生了断裂之类的情况。那时坐在讲台上的老师的两只小眼睛就会透过他那副低垂到鼻梁处的老花镜的上边框,直达事故发生地点,随之他便迅速跑到我的面前,把压在杂志上的课本用力掀开。这是个令人窒息的时刻,我会像个白血病人一样面色苍白,我的同桌张晓莲同样胆小如鼠,她会低垂着头,全身紧绷,像是自己也犯了什么错误一样。

“吓死我了——你。”当老师拿着“战利品”返回讲台时,张晓莲惊魂未定地瞪着我说。

“干你屁——什么事啊。”我不客气地回敬她,有点心虚。

“你……!”她的声音像子弹卡在了枪杆里似的,仿佛冒着一股青烟。

这时我看到了她掩藏在书桌底下的杂志,和我看的竟是同样的杂志。我心里不觉偷偷一乐,冲着她“嘿嘿”一笑。从这一刻起,我和张晓莲俨然把当初“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则完全抛到后脑勺去了,我们竟由此结成了“战略同盟”。和我一样,她对文学有着十倍、百倍乃致比此更多的热情和喜好,我们称之为“对文学的忠诚”,而因为这份默契我们在后来的日记和书信里彼此称对方为内心的朋友。

“这是一个秘密,不许告诉除了你我之外的任何一个人。”张晓莲把这个惊心动魄的句子写在了我日记本的扉页上。每天睡前写日记时,这句话理所当然不断地被我温习。有一天晚上我听着一首歌曲读着这句话的时候,突然觉得有种心跳而甜蜜的感觉。为什么呢?我似乎永远不会知道答案。好几次我在给母亲打电话时,这些潜藏在我发育的身体里的秘密和疑问差点从我的嘴里蹦出来。

那些遥远的午后,阳光像变魔术一般从阳台上漏下来,落在我母亲洗衣服的大水盆里,于是整盆的肥皂泡因为阳光的照射而变得五彩缤纷。几乎每次我都会叫上张晓莲一起做一件有趣的事:自制一些能吹出大泡泡的肥皂水,装到一个小塑料瓶中,然后跑到楼上去,从窗口往外吹彩色的大泡泡。每当这时都会引来好多个小朋友集聚在我们家的楼下捕捉漂亮的泡泡,他们经常因为仰头仰得厉害而在追逐泡泡的时候相互撞到一起,这时两人会同时用手抚模着差点没碰坏的额头,嘴里“哎哟、哎哟”地喊着,像是哼着走调的多重唱的儿歌。我和张晓莲每每相视而笑,笑得嘴巴象能露出五根脚指头的皮鞋,长时间地合拢不起来。在这之后,我喜欢趴在书桌上,凝视窗外母亲晾嗮衣服时从上面滴下来的水滴,“滴嗒滴嗒”的水声使我浮想联翩,仿佛在聆听一段无序而清脆的音乐。

在高中最后那段紧张的学习时光里,我和张晓莲对于生活的态度,并未曾像同学们一样草木皆兵。每个周日的傍晚,我们都会沿着球场外围的跑道跑步。累了的时候我们就坐在球场中央兴致勃勃地谈理想和未来。更多的时候,我则躺着看一朵白云在紫蓝的天空忽远忽近地流动。那时我总会发一些幽默的感慨,每一句话都被张晓莲当成笑话来听,两个人总不由笑成一团豪迈之气。

未来是不可预见的,可是毕业却是我们不用预见也终将来临的事情。班级合影留念后回到教室,教室里就只有我们俩。她让我坐下,从书包里神秘地拿出一张奇怪的卡片,看出来是花了好多心思做成的。

“打开看看!”张晓莲盯着我看。

“什么?”

“遇见你/心生灵犀/一点一滴/这是晨露的回忆/也是/我一生的风衣”

“那我送什么给你呢?”

……

……

 

我当初没什么可以送给张晓莲留念,我甚至连谢谢两个字似乎都不曾对她说过。所以在上大学后她多次向我索要这份纪念礼物,我则依旧没心没肺地以为她只是开玩笑而已。有一天,她写信告诉我,她开始恋爱了,和一个高大帅气的男生。信的末尾她说:“祝福我,好吗?”

这似乎就是我母亲所说的命运,一切都不可预料。那个夜晚,我躺在床上侧着身子偷偷流泪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经常将宿舍钥匙借给自己的舍友,然后以为钥匙丢了赶紧去配新钥匙,后来配钥匙的大爷每次远远见了我就喊我的名字。为此,同学们给我取了个外号叫“二楞”,他们总是在宽阔的马路上异口同声地喊我“二愣子”。

“二愣子!你真是逃课王子,老师刚才又点你的名了!”

“二愣子!后天就要考试了,你知道吗?还整天瞎逛!”

“二愣子!明天你早起跑步时顺便帮我打个热水吧,这天气真他妈的冻人。”

我每天骑车晃悠在这个小镇的大街上,总能见到两旁的杨树不断地掉叶子,雾蒙蒙的清晨里清洁工人推着一车又一车的黄叶从东走到西,再从西走到北,他们把小镇绕了大半圈,最后向南走去了。寒风呼呼地刺人骨头,下午三四点的时候行人少得可怜,渐渐地,杨树也没有一片叶子了。在小学的门口我听见一个被厚重衣服包裹着的小孩跟着一个拎着橘红色的手提包的妇女说:“妈妈,为什么赵名宇说我们学校的树木变成秃头老人了呢?”他妈妈回答说:“因为夏天走了,秋天也走了,冬天来了呀!”小孩又问:“那夏天和秋天去哪了呢?”妈妈亲了孩子一下,反问小孩:“那小强说它们去哪了呀?”孩子支吾了半天“他们……”终于也没能说出夏天和秋天的去向。

后来,这个问题我问过我的母亲,她也不知道夏天和秋天到底去哪里了。我又拿来问张晓莲,她摇了摇头,然后补充道:“但我知道它们是蓝天和白云的季节,也是鸽子飞翔的季节。”

 在北方,整个冬天天空都会一片阴霾,唯一可以看见“白云”的地方是热电厂的大烟囱,我无数次地跑去那里仰望白色的滚滚浓烟。而我依然没能写好那封回信,我想,也许我这一辈子都写不好这封回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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