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我们的指纹

        那位和我们同活在一个世纪内的希腊人埃利蒂斯这样说过：“在我的语言之乡，忧愁叫做发光体。”
        那位希腊人的话一直让我激动不已，我这个流浪着终于找到了心灵的定居地——语言之乡。
        作为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我虽然一度痴迷于拉丁语系诗歌，从那些卓越的翻译家笔下大量阅读艾吕雅、瓦雷里、拉福格、亨利·米肖、圣琼·佩斯、聂鲁达、阿莱桑德雷、蒙塔莱的作品，但是“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乡”，我必须完成我的纯粹是母语（汉语）的诗歌创作。
        我试图去寻找汉语现代诗歌的真实面目，力图回避那种被“翻译化”了的诗歌语言。在20世纪，当汉语跨入“白话文”之后，一直驻足不前，新的汉语也没有创造出新的文体。汉语与其说在“白话文革命”之后向前发展了，毋宁说萎缩得较古汉语都不如了。作为诗歌劳动者，包括其他的文体实验者，有必要在20世纪尚存的十年当中，共同进行一次“后白话文运动”，以使我们前辈所进行的“白话文运动”善始善终。
        对于诗歌来说，它使用着人类最佳的语言，它是人类最佳语言的受益者。但是对汉语现代诗歌来说，这最佳语言出自何处？由于大量地导入欧化语言以及滥用一些功能低下的市井俗语，我们高贵的诗歌已经对母语表现出陌生和隔绝了。
        前面提到的那位希腊人再一次提醒我：“地中海世界不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是一种指纹。”埃利蒂斯的“指纹说”异常鲜明地烙在我的面前，若是中国也存在着这样一种指纹，那么汉语诗歌的语言之乡就在这种指纹里。
        也就是在这种指纹里，产生了法国超现实主义、英国超现实主义、美国超现实主义、拉丁美洲超现实主义、希腊超现实主义、日本超现实主义、台湾超现实主义以及正在兴起的中国超现实主义——南方超现实主义和北方超现实主义。
        语言之乡就是超现实主义的一枚指纹。
        这枚指纹是每一个超现实主义诗人心灵的缩影，是他们触摸大自然的痕迹，是他们创造母语现代诗歌的神秘中心。他们的指纹决不出自手上，而是呈现在语言里。

        那永远烙着时间印记的皮肤上
     也有深深的指甲痕

        这种指纹的力量远比一记重锤砸出的凹痕具有永恒性，它留在这个世界决非像一道闪电、一盏明灯那样耀眼，它是透明的。里面蓄满空气，永远不会消失，永远在自然界飘忽无常。
        这样，指纹即是指一层无血无肉的膜，就在这样一层薄得不能再薄的膜里，沉积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基石。
        我们母语的指纹！
        余下需要做的是——寻找我们的指纹。
        法国诗人有他们的指纹，美国诗人有他们的指纹，希腊诗人有他们的指纹，台湾诗人有他们的指纹，中国古代诗人也有他们的指纹，我们决不能把自己的指纹留在他人的指纹上，也决不能用别人的姿势去印下自己的指纹。
        因此有必要在世纪末这一多元的、纷纭的情况中诱发出一种“后白话文运动”，以推动全民族语言的更新，使中国文化进入到过去和现在两种自然状态的完美结合。
        在此背景下，诗人必须具备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决非建立在人文主义基础上，这样的使命感必须指向语言。任何一位诗人若是将语言视为雕虫小技，不是又更大的阴谋，就是对语言完全迟钝而成一具诗歌僵尸。诗人是语言上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悲天悯人之徒。阿伦·退特在《诗人对谁负责》一文中仗义执言：“诗歌，在许多不同类型的社会中，见诸歌咏或者形诸笔墨的诗歌，在它的本质中是否有一种什么东西竟能证明把全局性的责任这样的重担放在长于想象的人身上是合理的呢？”完全不合理，诗人太累了！我们应该卸掉这种“全局性责任”的包袱，我们应该走进语言之乡，陪伴我们的指纹。
        因此，这次“后白话文运动”仅限于语言修辞范畴，它是一次狭义的、科学的净化和激活母语的运动，与意识形态无关。
        看在母语的份上，请寻找我们的指纹。

        1989年3月于北京
        ——原载《世界文学》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