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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戊戌变法今读2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2-17 21:49:47 / 个人分类：藏经之阁

　　　　四
　　
　　　　戊戌变法之必然失败也可以从权力分配和个人作用等方面得到更进一层的理解。
但这里只能极其简略地谈一谈当时两个主角——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
　　
　　　　政治改革必须从权力中心发动，其途径是由上而下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反之
，则是所谓“革命”。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所推动的戊戌变法便是一种由上而下的
改革，所以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光绪帝的身上。这也是他们最初能得到自强派领袖如
陈宝箴、刘坤一、甚至张之洞等人的支持的主要原因。“戊戌六君子”中杨锐与刘光第两
人便是陈宝箴推荐的。这种变法的方式在儒家的政治传统中叫做“得君行道”，最典型的
例子是宋代的王安石。但“得君行道”的理想事实上在王安石以后已趋于幻灭。明儒自王
阳明以下大致已放弃了“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而改变方向，以讲学和其它方式开拓社
会空间。他们说教的对象不再是朝廷，而是民间。在明代君主专制的高压时代，“得君行
道”不仅已不可能，而且还会招杀身之祸。明末东林党人忍耐不住，挺身而出，其结局便
是黄宗羲所谓“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清代“一族专政”，对于汉族士大夫
更发展出双重的猜忌，故章炳麟有“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的论断。康有为
等在甲午战败、外患严重之际，以为有可乘之机，因此发生了变法运动。但他们似乎对“
一族专政”下的权力结构缺乏深刻的认识，终于重演了“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
的悲剧。
　　
　　　　当时“一族专政”下的权力结构大体如下：光绪虽是亲政的皇帝（自光绪十五年
起，即1891），但却毫无实权，事无大小几乎完全听命于慈禧太后。另一方面，慈禧虽已
撤帘归政，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名义，但王朝的全部权力系统却仍然紧紧地握在她的手中。
清代政治权力的泉源在满人的一族专政，慈禧则从1861年起便夺到了满族的领导权。咸丰
帝死时，她才25岁，但已在丈夫卧病期间学到了处理政务的本领。她以母后的身分，联合
了恭亲王奕忻，居然能在咸丰死后两个月翦除了族内最大的政敌肃顺，她的政治手腕已可
想而知。紧接着她又在清朝史上开创了于祖制无据的“垂帘听政”，这样一来，她便取得
了最高统治者的正式地位。后世读史者因为对慈禧十分厌恶，往往忽略了她的政治能力。
王垲运曾依肃顺门下，颇得信任，可以说是慈禧的反对派。但他在民国初年写《祺祥故事
》时也承认“恭王、孝钦，皆有过人之敏知”。这当然是根据他当年亲见慈禧和奕忻夺权
成功的一幕而得到的判断。
　　
　　　　但慈禧之所以能夺权成功，也不能全归之于个人才能。八旗制度的演变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素。自皇太极至雍正，八旗制度已逐步收入皇帝一人之手。上三旗固不必说
，下五旗也没有与朝廷对抗的力量。而且旗主对旗下人员的控制力更是一天天地减弱。最
重要的是雍正利用儒家的名教纲常驾驭满人，极为成功：所以终有清一代，严守礼法的是
满人而不是汉人。慈禧以母后之尊，又垂帘听政，族权与政权都在她的掌握之中。这一点
与戊戌政变有重大的关系，不可不知。
　　
　　　　慈禧不仅后来对光绪控制自如，早期对亲生子同治也同样以“家法”处之。王国
维〈颐和园词〉有云：
　　
　　　　　　嗣皇上寿称臣子，本朝家法严无比。问膳曾无赐坐时，从□罕讲家人礼。
　　
　　　　关于这四句诗，边敷文曾注释如下：
　　
　　　　　　按：嗣皇指穆宗。皇帝对太后自称臣子。太后御膳，皇帝皇后等侍立于侧，不
　　　　赐坐。撤膳，则命帝后等立而食之。即在宫内□幸时，亦常如此。此清代家法，古
　　　　所无也。
　　
　　试想在这样的“母后”的严威之下，少年皇帝尚有何自由意志可说？这种从古未有的
清代“家法”，其实便是“一族专政”的“族纪”，是与外在普罗的统治体制相配合的。
　　
　　慈禧在戊戌旧历八月发动政变，如纯从政治名分言，是毫无凭借的。但她的根据
是满清的“家法”，也就是“族纪”。所以她随时可以“垂帘听政”。梁启超说：
　　
　　光绪十六年下归政之诏，布告天下。然皇上虽有亲栽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按：归政在十五年二月，梁氏误记。）
　　
　　撤帘后仍然继续执政，视在位皇帝如无物，这也是根据“家法”，没有人指责这是不合法的。而且这也不是从慈禧开始的。嘉庆元年（1796）朝鲜使臣李秉模答朝鲜国王关于
清朝“新皇帝”（嘉庆）之问云：
　　
　　　　　　（新皇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目。侍坐太上皇（按：乾隆），
　　　　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
　　
　　他又报告在圆明园见乾隆的情形说：
　　
　　　　　　太上皇使阁老和鲜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
　　　　平安。道路辽远，不必差人来谢恩。”
　　
　　这是《朝鲜实录》中的史料，绝对可信。可证慈禧所行的正是满清皇族历代相传的“
家法”。朝鲜使臣记乾隆“大事还是我办”这句话最为传神，今天中国的读者中一定有人
会忍不住笑起来的。这和宋高宗内禅后，立刻退居德寿宫，政事全付与孝宗处理，适成鲜
明的对比。清朝“一族专政”的特色于此显露无遗。
　　
　　慈禧自1861年取得恭亲王奕忻的拥戴以后，即以母后的身分独揽满族的最高领导权（当然包括军权在内），并在“一族专政”的基础上，掌握了清王朝的政权。依满洲的“家法”，先后两个少年皇帝（同治与光绪）对她这位母后都是“自称臣子”的。“垂帘听政”只有在翦除肃顺等族内政敌和初期统治的几年之内是有必要的。在她的绝对的权威建立起来以后，恭亲王对她也只有唯命是从，无论是“垂帘”还是“撤帘”，反正她和太上皇乾隆一样，“大事还是我办”。到1898年她在权力的巅峰上已坐稳了37年，光绪名义上虽是皇帝，对她的权力并不构成任何威胁。但光绪擢用康有为实行变法，撼动了“一族专政”的基础，政局便立刻发生了大动荡。据梁启超的叙述，经过大致如下：
　　
　　　　　　皇上久欲召见康有为，而为恭亲王所抑，不能行其志。及四月恭亲王薨，翁同
　　　　飨谋于上，决计变法，开制度局而议其宜，选康有为任之。乃于四月二十三日下诏
　　　　定国是，二十五日下诏命康有为预备召见，二十八日遂召见颐和园之仁寿殿……康
　　　　所陈奏甚多。皇上曰：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之手，朕岂不知？但朕之权不能去之。
　　　　且盈廷皆是，势难尽去，当奈之何？康曰：诸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
　　　　勿黜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委以差事，赏以卿
　　　　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上然其言。此为康有为始觐皇上之事，实改革之起
　　　　点。而西后与荣禄已早定密谋，于前一日下诏，定天津阅兵之举，驱逐翁同飨，而
　　　　命荣禄为北洋大臣，总统三军，二品以上大臣咸具折诣后前谢恩。政变之事，亦伏
　　　　于是矣。
　　
　　此节叙事大体可信，但须略加分析而后其意义始显。第一、恭亲王是满族的外朝执政
首领，对“一族专政”的原则持之甚坚，故阻止光绪召见康有为。他既逝世，翁同飨、康
有为等认为有机可乘，所以立即发动了变法。第二、光绪承认自己无权，可见他虽然“亲
政”已八九年，一切“大事”仍然一直是皇太后“办”。第三、光绪与康有为所讨论的“
旧大臣”其实都是满族亲贵，因此康有为的建议中又有“如日本待藩侯故事，设为华族（
按：即贵族），立五等之爵以处之”的构想。第四、康有为主张将变法实权给予新擢“小
臣”与“才俊志士”，这当然是指那些追求变法的汉人如谭嗣同、梁启超之流。康有为大
概是效王安石故智，以祠禄奉养反对新法的大臣，另外进用赞成新法的新人。但宋神宗是
拥有全权的皇帝，当时反新法的人既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特殊统治集团，更不是宋王朝的唯
一权力基础。宋神宗不过是在两派士大夫之间作出了选择而已。现在康有为以此期之于毫
无实权的光绪帝，他的希望早已注定是必将落空的。满族亲贵作为一个特殊统治集团的既
得利益者本能地懂得权力的无上重要性，他们是不可能被个别击破的。前引御史文悌曾以
“保中国不保大清”责康有为。他是满洲正黄旗人，他的言论决不仅仅代表个人，而应看
作是“一族专政”的共同意识。所以在政变以后，他得到慈禧的特别赏识。
　　
　　　　现在让我们再谈一谈光绪帝及其与慈禧的个人关系。他是咸丰的□子，入继大统
时不过三岁。慈禧特别选中他，当然是为了便于自己长期“垂帘听政”的缘故。入宫以后
，他是在慈禧的积威之下成长起来的。据太监寇连材的笔记说：
　　
　　　　　　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诃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
　　　　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
　　　　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
　　
　　梁启超所引的这一段资料是否可靠，不敢断定。但据另一宫廷唐冠卿述他亲见光绪选
后事，可与此相印证。光绪十三年（1887）慈禧为帝选后，本属意她的□女那拉氏（即隆
裕后），所以与选五人将那拉氏排在第一位。慈禧手指诸女对光绪说：“皇帝谁堪中选，
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光绪说：“此大事当由皇爸爸（指慈禧）主之，子
臣不能自主。”但慈禧故示大方，坚持要光绪自选，也许是要测验他是不是能“先意承志
”吧。等到光绪快要将玉如意授给另一人时，“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口暗示其首列者
（即慈禧□女）。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将如意授其□女焉”。
　　
　　　　另有孟森〈记陶兰泉谈清孝钦时事二则〉一文，描写1903年光绪在火车上侍慈禧
进膳的情形，抄摘如下：
　　
　　　　　　太后在车中，停车进膳，皇上同桌，侍食于下，后妃立侍于后。……太后下箸，
　　　　皇上亦下箸……太后箸止亦止。自皇上以下，侍太后食，手口若机械之相应，想宫
　　　　中无日不然，难乎其为日用饮食矣。
　　
　　这是当时目击者的证言，绝对可信。
　　
　　　　合以上几条记载，我们可以推断，光绪个人的意志早已为慈禧的积威摧残得所剩
无几了。深刻的畏惧已使他处处不敢违背慈禧的意旨。但是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在这种
积威下长大的人，明处不敢反抗，潜意识终不免要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寻找反抗的出口。
变法便恰好为光绪提供了这样一个出口。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光绪变法还有其它光明的动
机，例如他不愿做崇祯皇帝那样的“亡国之君”，和他不愿看到中国长期受外国势力的欺
压等。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戊戌时27岁）是很容易为理想主义所激动的。我只是要指出
，以光绪对慈禧的畏惧，最后居然敢在关系“一族专政”这样重大问题上背叛皇太后一向
所坚持的原则，不惜舍身一试，这就使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他那长期被压抑的反抗意识了
。
　　
　　　　但是他的反抗隐约地存在于潜意识之中，是不能直接、公开露面的。只有在关于
变法的公共问题上，他才敢站在和慈禧相反的立场。因为这是“化私为公”的间接反抗，
不是个人之间的正面冲突。一落到个人的层面，在慈禧的积威前面，在满洲皇室的“家法
”或“族纪”高压之下，他仍然只能说：“子臣不能自主。”何况他即使具有与慈禧相同
的坚强性格和意志（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可以判断）也于事无济，因为他在满
洲统治集团之内已完全陷于孤立。当时国家机器仍然操纵在满洲权贵之手，汉人变法派的
拥护和一般社会舆论的同情都对国家机器的运转方向发生不了决定性的影响。而慈禧则是
掌握着这个巨大机器的总工程师。据光绪在戊戌旧历七月二十八日交杨锐带出的“朱笔密
谕”说，他主张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
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
望之至”。试想光绪连自保的力量都没有，最后尚须乞援于康有为等，他怎么可能主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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