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

不见老张已经十几年了。二十年前我在泰山南麓那个濒临汶河的小镇卖书为生时，他是书店的常客。他每次来都穿一身褪色的蓝上衣，左胸口袋上缝着枚铸有“刊授大学”的小牌牌，没进门就“老师老师”地唤，笑脸上写满了羞涩和谦恭。有一次我问他，小牌牌上分明有别针，何必多此一举缝上去呢？他赶忙用手把小牌牌罩住，一本正经地说，杨老师你不知道，现在社会上偷这东西的有的是，我已经丢了七、八个了。这时熟悉他的顾客问，老张，大学快毕业了吧? 快了，他说着，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红布包，轻轻打开，恭恭敬敬地呈到我的面前。我接过一看，是全国高教自学考试的成绩单和几本结业证书，就奇怪像他这样神经兮兮的人居然还能通过几门严格而正规的考试？我当然不会说出口，只是将这些“宝贝”还给他，言不由衷地勉励他几句 ，赶紧把他打发走了事。

    听人说，老张曾经是镇高级中学的高材生，“反右”时不知说错了什么话，被开除团籍和校籍，成为全县唯一的“学生右派”。而老张偏偏是死脑筋，在回乡“劳动改造”的过程中，他不但没有接受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给领导提意见，写检举信，自然被领导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文革”爆发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了“现行反革命”，扫地、游街、批斗是“家常便饭”，更让他不能忍受的是，这时他的家人也完全站到了他的对立面，绝望的他终于承受不住，精神失常。失常后的他逢人便说，我并没有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更没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我是一个好学生、好社员，你们应该相信我啊！当然没有人相信他——一个疯子，相信不相信他都无关紧要。好在他的“疯”并不危及他人，也不影响劳动，每次“出伕”或“战山河”，他都首当其冲。一次“战山河”，指挥部要他负责点炮，由于躲闪不及，给飞迸的乱石块砸掉半个睾丸。这件事让他非常伤心，在以后他给我的“文集” 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该事，并成为他后来多次“要挟”镇领导的口实。                  

    动乱结束后，老张的“疯”似乎见轻，但老毛病又犯了，哪个领导贪污，哪个领导乱搞男女关系，又成了他关心的事。他不但口无遮拦，而且还把他掌握的所谓“材料”记录在册，并不断地往上面反应。“上面”自然不会轻易听一个疯子的话，但被“反应”的领导却恼羞成怒，自己不便出面，就唆使家属“拾掇”老张。我亲眼见过几个女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往老张嘴里灌尿和涂抹秽物，而这时老张就像一只负隅顽抗的公猪，哀哀怪叫，声嘶力竭。间或，我见他满脸是花地猫进书店，就劝他尽量少管闲事，他咧嘴笑笑，并不争辩，以后仍然我行我素。我看过老张那些“材料”，尽管写的有鼻子有眼，但大都经不住推敲，属于他个人的主观臆断，由此我知道他的“疯”还相当严重。

    除了“揭发”和“举报”，劳作之余，老张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了五花八门的“函授学习”上，用他的话说是“继续深造”。他“深造”的全部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而且绝非走走形式，见过他那一摞摞“作业”，你就知道他多么刻苦和勤奋。他坚信迟早有人会慧眼识真，发现他这块闪闪发光的金子。我曾旁敲侧击地“考”过他几次汉语言文学方面的知识，他都能回答八、九，可见他那些结业证书不是拾的，也不是偷的、抢的和骗的。这些知识或许是他死记硬背或原先储存在他大脑中的，他未必能实用，因为他在回答我问题的时候，表现出极度的烦躁和心不在焉，有时甚至不告而辞，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每当学校里公开招考代课教师或镇政府公开招聘宣传报道人员，老张来书店的频率便格外高。他一方面是想从这里获取些信息，另一方面是想通过我“活动活动”，但我深知他是个“树不起来的天子”，尽管他“为了革命不幸失去半个睾丸”，就直接告诉他我没有门路。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我的心里也很难受——我甚至产生过要他留在书店帮忙的念头，尽管这个念头转瞬即逝。

    几年后，我从小镇到了另一个小镇卖书，开始老张偶尔骑车过来一趟，没进门依然“老师老师”地唤，笑脸上依然写满了羞涩和谦恭，弄得同事们都“表扬”我收了这么个“有礼貌”的学生。后来听说他徒步去了海南，再后来听说他从海南徒步回来后大病一场。我因为不久便离开书店去外地谋生，至此再没听说过他任何消息。

老张，久违了！如果你现在还健在，我相信我们一定还有见面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