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分成对半的父亲3

（太阳从江对面跃了进来，水鸟拉出丝丝缕缕的光芒。堆在江边的空奶瓶，熠熠闪亮。

    父亲脸面罩了一只防毒面具，像猪八戒的鼻子，只露出双眼。他戴着印有“抓革命促生产”红字的白袖套，不时把细长的温度计插入热气腾腾的大瓷桶中。父亲的脸在热气里时隐时现，被呛出了泪花。母亲戴着口罩，从原料间出来，端着铜盘秤，将秤上白色的氧化镁粉倒入瓷桶里。父亲跟我比划了下手，我拉了拉口罩，朝烧得通红的铁皮炉膛内扔煤球。

    哨子挂在孙海珍凹得深深的胸窝窝，她站在高出地面尺把厚的土堆上，注视着拿搅拌棒的父亲。风撩拨着她的短发。车间里的工人都戴了口罩边拣着羊毛色的玻璃纤维，边谈笑着，墙壁上刷了“工业学大庆”标语。飞出几根羽毛似的纤维，落在孙海珍的头上，被她一把揪下。

    父亲摘下面具，手像音乐老师一样挥了挥，孙海珍吹起哨子，腮帮鼓鼓的，像生产队长指挥社员抢收抢种。

    瓷桶斜了，倒出粘乎乎的液体，浇到白羊毛似的纤维上。孙海珍蹶起圆屁股，戴了胶手套的双手飞快地搓揉起来，两只奶子剧烈地耸动，她脸上满是汗，喘着气。她站起时，一旁有位壮壮的女工很快接上。

    夕阳坠在江上，工人们把竹竿上晒成金黄色的树脂，收包，打好。换下工作服的女工，花花绿绿，从厂门口鱼贯而出。）

   

我的姨娘与做船老大的丈夫同房了三天，新郎倌出海了。遇到了强台风，船队回不来了。这次海难使沙埠大队半数以上的女人成了寡妇，丧夫的女人们哭得昏天黑地，在海边烧了一堆堆纸钱，牵着狗召回亡夫的灵魂，叫了三天三夜，用纸扎的稻草人代替找不回来的尸体。

孙海珍给新选上了队长，带了寡妇们出海捕鱼。县渔业局把她树为先进标兵，给了“铁娘子”光荣称号，接着抽她到局里做政治宣传工作。小学未毕业的孙海珍有一身好力气和一股昂扬的革命斗志，但念讲稿很吃力，几次念借了词，好在她根红苗正，只受党内口头警告处分，但转干的机会就差不多没了影。于是，她主动请缨，下到奶站做了一名收奶员。渐渐地，她被热衷于政治运动的局革委会主任淡忘了，做日“尼姑”撞日钟吧。

父亲带上我作掩护找孙海珍，拿儿子攀上干娘的关系，我也乐意到奶站饱灌一顿羊奶或牛奶，直到肚皮发胀，再说每回干娘少不了给我零食吃。父亲重新买羊的打算，被母亲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她怕这钱又打了水漂漂——羊肉没吃到倒弄了一身臊！姨娘也担心我父亲若再买羊定会往羊奶中拼命掺水捞回损失，这么一来迟早露了马脚——她吃不了兜着走。

父亲说，六个孩子吃相狠呵，不如六头猪，猪养上一年能换钱——

我抗议，为爹把我也比作了猪！

父亲踢我，没勾到我脚，姨娘来护。她调笑说，你老婆挺能生的。

父亲笑了笑说，倒也不能光怪她，先是政府让女人们放开肚皮生，现在又搞“计划”了，等到要紧急刹车，那车子都过十万八千里了。这回不光是我两口不想生了，队里也怕再贴粮票，所以我去了，做了——结扎。

姨娘呵呵地笑，身子仰倒在床上。挨着床头的板壁，贴的是红彤彤的样板戏宣传画。奶站里的工人大多是城里人，下了班就回家，西宿舍住了五个男人，四人是临时工，干的是搬运奶桶的力气活，常被姨娘支来支去的；另一位是从省城下来的，来接受劳动改造，属“走资派”。

她指着我父亲说，怎么“绝”的是你！

我父亲做了结扎，这事让同学们当笑料，我忍不住问了，他给了我一顿暴栗子。我跟母亲告状，反被挨骂，说我是小孩子爱管天管地，活该。这会儿我的脑壳还在隐隐作痛，这种事还是少开腔为妙。

我父亲说，我们大队没一个男人肯做绝育，我第一个做了，拿了县里队里双份补助，让他们笑吧，我是牺牲了自己，为了孩子，可每天要给六张小嘴填食，我是有力没地方使啊。

    姨娘提出带我跟她过，为我父亲“减负”。我拍手称快，不用喝稀粥了，要喝羊奶牛奶吃糖吃五香豆……

    父亲为难起来：“我只有这么个儿子，怕……”

   “怕我娘不肯，我巴不得，干娘！”我粘住她。

    父亲瞪了我一眼：“我这儿子仗着有你这干娘护，越发胆大包天了，其实，其实……一瓢水还是解不了那么多干嘴巴。”

姨娘想了一会儿，忽然像黑夜中射出一盏齐唰唰的电筒光：“哎，我倒有个一块石头砸中两只鸟的主意，不知行不行？反正奶站尽做赔本的，这年头城里能有几个普通工人喝得起奶的，还不是白白地送给院子里，批条子开后门，说穿了是局里拿钱来养这帮家属工。站里倒有个现成的，喏，就在对面，站在墙跟戴着眼镜晒太阳的那个，叫老刘，原是省里的化工工程师。我看过他档案，他的改造期快满了，站里要给他写鉴定，这几天见了我这党小组长，他点头哈腰的，央我放他这把老骨头一马，想回家呗，其实我待他不薄，不知他能不能给我们掏点本事，我在这儿成天闷得慌，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父亲拍了大腿，把伏在姨娘怀里的我吓了一跳。他说，爹亲娘亲不如你亲啊，看来我找你是没白找哇！

1975年秋天，一行燕子排着队离开南方。我父亲在孙海珍的牵头下，跟老刘偷学酚醛树脂工艺。

父亲看着晾在竹竿上染成金黄色的纤维，经土压机压模，出来了玻璃钢水管节头，老刘把它摔在水泥地，又用铁榔头砸了几下，见固若金钢，夸了夸父亲，可以出师了。

老刘穿上父亲给他做的藏青色中山装，母亲第一次隆重招待贵客，姨娘也来了，都来为老刘饯行。炒出一桌让我口水直流的菜，姨娘搂了我，不时夹了菜塞进我嘴里。隔壁传来哭闹声，门给挂了锁。我知道是不让上桌的我的五个妹妹，这会儿她们肯定在里面大闹天宫，像下雷雨前，蚯蚓卷土一样。

奶站改成了镇塑胶厂，姨娘当厂长，父亲从裁缝匠跃身一变成了技术员，母亲打下手，两人掌握着这门绝密技术，跟地下党一样。

    父亲领来工资是八十二元，加上母亲的工资三十三元，我和妹妹们隔三差五吃上母亲做的红烧肉，米饭干得有香喷喷的锅巴，父亲美滋滋地喝起了五加皮。一家人不再为下一顿饭菜犯愁，我在饭桌上也不再狼吞虎咽了。

      　　

   （夜里，风雨雷电并发，像闹打摆子一样。第二天上午，云收雨敛，天空不见一丝彩云。江边的橘树静静的，不见风的影子，江面似擦得一尘不染的镜子，万道阳光齐刷刷射进水的深层。夏蝉憋了很久似的，叫个不停。

    1976年夏天的这个上午，樟树下大队一批青壮农民用锄头铁锨砸烂了镇塑胶厂。起因是奶站变成了塑胶厂，邻近的农民闻不到奶香，却成天闻到的是从厂里飘出来的一股股毒气，在田里干活的农民被呛人的气味弄得流涕流泪，更主要的是奶站的转行，使樟树下大队那些养奶牛奶羊的农民断了副业。这年秋天，国家揪出了四个祸国殃民的奸臣。县里整天忙于批“四人帮”，无暇顾及“农民砸厂事件”，我们一家人又开始喝稀粥，好久闻不到肉香了。）

      　　

    小火轮停在月牙形的沙埠闸边。闸外是渔港，此时潮平，桅杆林立，海风充满咸腥味。渔民挑着银光闪闪的鱼篓从踏木板上岸，被接鲜的鱼贩子吆喝着过称。硕大的秤砣压不住小枝杈似的秤杆，秤杆翘起，直指西下的日头。海边，挖沙船一爪一爪挖出金灿灿的沙子，堆到坝上，像囤积的谷子。

   父亲的遗体在姨娘的屋子里，床脚两头各立了一只木桶，桶内置了碎冰，化出水，冒着水汽。点了几柱檀香，香烟袅袅。门口堆了缀着圆浮球的鱼网。屋前是块梨树地，前方的青砖窑立了一支烟囱，升腾出青烟。

    多年前的一天早上，孙海珍站在塑胶厂一只标有苯酚字样的铁桶上，四周是一片狼藉的土堆，她胸前系有红飘带的哨子不见了，对一脸沮丧的我父亲说，她不想再呆不下了，得回老家了。我父亲抽着雄狮牌香烟，坐在曾被农民的锄头砸扁了瓷桶上，来了一阵撕心裂肺般的咳嗽。他呼了很长的一口气，说：“我也不想重开历史倒车了，我从地主少爷，变成农民，小手工，工人阶级，现在……”

    回家的孙海珍说服大队干部，把晒鱼场的另一半空地腾出来，准备办胶木厂。这天午后，难得喝了酒的父亲领了我们，像远征军的小队长，我们一家人跳到停在五洞桥边的一艘渔船上。船儿划开了阵阵水花，沿着漫长的河道，到黄昏时才抵达沙埠……

我重回城里读高中，县里恢复了高考，父亲对我寄于厚望。我从化学课上得知，父亲当年办大队厂时犯下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那年，父亲满怀新的希望，在孙海珍家乡办厂，渔业大队为此抽出了当年一半的收成充当启动奖金，原指望像孙海珍所说的那样，会带来滚滚的利润。不想父亲做出的酚醛树脂晾出后，全变成黑褐色，跟肺病人吐出的黑血块似的，拿到土压机来压，压出的水管节头布满了裂缝，像两张不能粘连的皮，摔到地上，全是粉末。

父亲带着种种困惑走了趟省城，却带回来是老刘半年前已去的死讯。父亲翻遍了手头仅有的化工书，仍是一头雾水。队办厂运出的树脂，一次次地退货。父亲脾气暴躁起来，母亲因为愁儿女们的衣食问题变得焦躁不安，老找父亲的碴。两人就像装满弹药的军火仓库，只要遇到一星火，就爆炸。母亲要离开沙埠了，向父亲发出最后通牒：“陈德顺，你要么滚回老家做裁缝匠，要么给麻子当姘夫！”

母亲拖儿带女坐船回到桥上街。重开裁缝店，让我的大妹停了学做帮手，一家人半饥半饱，都活了下来。

    父亲留在沙埠，坚定不移，就像前线上的最后一位壮士。他决心找出导致他失败的原因，孙海珍不顾乡亲们的口水淹没，用她织鱼网挣来的钱，支持他做试验，没完没了的试验。直到我读完高一无机化学课。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十万分火急坐船赶到沙埠，闯进实险室，对白发苍苍的父亲说：爹，我算是闹明白了，海风带有水汽，水汽含有镁钙等卤类分子，就是这些卤分子脆化了树脂的固性，爹你怎么啦……我父亲手捏的一只弯颈玻璃杯砰地掉到地下，他身子颓然一倒，像参加马拉松，跑了很多的路，突地听到比赛成绩作废了。

    我父亲似乎累坏了，卧床很久。姨娘为他端水送饭，擦尿抹屎。有天清晨，父亲起了床，跟姨娘说，他找回了身上的力气。

父亲决心开发出新生代产品，能抵抗卤类分子侵蚀的玻璃钢。我的姨娘省下每一分铜板，任他购置原料和收拾资料。

父亲沉迷在试验中，只有在两地之间穿梭的我知道，他就像在白茫茫的海上寻找一盏灯塔。我已懒得劝说了。父亲差不多闭门不出，关在姨娘家的后院里。我每次前去探望，都为里面的瓶瓶罐罐所散发出浓浓的气味，而不敢久留，我怀疑父亲的嗅觉早已退化。我害怕他的躯体某一刻会像发明炸药的人，稍稍操作不当便会血肉横飞，灵魂腾空而去。对于我的这分担忧，姨娘总一笑了之，她似乎还处在少女年代，望着父亲越来越佝的后背，自言自语：“会成功的！德顺……”遗憾的是父亲没听到。

很多年过去了，我撰写了50多万字的《水洋县志》出版了，县政府给了我一笔五万元奖金，没交给马书琴。我女儿大专毕业分到税务局，分管化工业区的收税工作。我做通了她的思想工作，她又说服县第一玻璃钢厂厂长，买下一项专利。举行了隆重的交接仪式，父亲把弯背挺起，无比庄重地接过厂长交到他手上的专利转让费。父亲捧着白花花的十万元钞票，念着发言稿，老泪纵横，哽不成声。这笔转让费那位厂长只出了五万元，余下的五万元是我贴的，是我写县志的全部奖金。这事只有我和我女儿知道，她保证绝不告诉任何人，包括她妈妈，否则我要跟她断绝父女关系。

父亲七十九周岁了。老话说：做寿要逢九，活到九十九。这天，我的五个妹妹带上她们各自的夫婿还有孩子，头一回整整齐齐地出现在父亲的八十寿宴上。子孙满堂，他连女儿都快认不出了，何况有这么多的孙子孙女，他记了这外孙的姓，又忘了那外孙女的名，张冠李戴，好在我们兴致都不错。喝了酒的姨娘也不错，脸上现出两砣红晕，扶着酩酊大醉的我父亲，像新娘子牵了新郎倌入洞房。古人说，铁棒终于磨成了针！福人自有福相！姨娘的赞颂之词，我至今还记得。

     现在，我望着青窑飘出的缕缕青烟，此刻父亲的遗体正在窑内火化。我确实想不出父亲应归属给哪个女人。在与姨娘面对面枯坐了一天一夜后，天色已晓。我突然萌生出这个虽说对母亲可能难以接受的主张。也许在今天沿用土葬的水洋县，在桥上街老宅一家人焦急地等待运回父亲遗体准备落材的节骨眼上，我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将火化后的父亲骨灰，用铜盘秤称，分作两份，每份分毫不差，一半留在沙埠，一半带回桥上街。

     我的姨娘奠完第三遍酒后，嗓音突然清亮了起来，她充满水一般的柔情说：“你爹聪明能干，一生劳累，临去前，总算有了打盹的工夫，还吃了半只香甜甜的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