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分成对半的父亲

     父亲死了。沙埠的姨娘跟我哭着说，姨娘是父亲的第二个女人。母亲仍住在桥上街老宅，从法律上讲，父亲与母亲一直未解除夫妻关系。叫孙海珍为姨娘，因她是我小时候的干娘，再说我一直为父亲的这位女人找不到更合适的称呼，这是一夫一妻制的时代。虽说如今男人有个二奶，不算新鲜事了，更何况，父亲跟姨娘生活了大辈子。去年，我们做子女的，瞒了母亲一人，给父亲办了场热热闹闹的八十大寿宴。

     从电话筒另一头传来，姨娘的嗓音喑哑，像深秋的蝉叫，似乎抖得厉害，拼足了力气，还夹着嘶嘶的海风。

    “爹在梨树下睡午觉前还吃梨，吃着吃着，剩了半只的梨就滑到竹椅里。爹睡着了，怎么也叫不醒，爹是老熟了。”我说。母亲听后，一直没哭，但独自一人时却神情恍惚，似乎在努力搜寻被遗忘了的一件东西，那里面可能有散落的珍珠。

父亲的遗体还没从姨娘家运回，城里和乡下却各设了灵堂。姨娘说她屋后的那块朝阳的梨树地，给父亲做坟不错。她让人挖了两坑，不管我怎么劝她都不听，还说她很快会跟我爹在一起的！说完，她把电话挂了。

水洋县还没实行火葬，我楼前远处的九峰山，虽还青翠，但从山腰起就有大小坟墓向上挺进，坟墓掩映在树中，绿中带白，远远望去，如同盛开了一簇簇大白菊。去年开春，南郊修了一处风水不错的公墓。给父亲做八十寿前，我给二老订了两坑寿坟。父亲挺高兴的，说他百年后能住上商品房，可以串串门，找人聊聊天、喝喝酒、下下棋，也不闷了。不想这话说了不到一年，他就去了。如今，姨娘要把父亲的遗体安葬在她家乡——位于海边的沙埠村（过去叫沙埠大队），也许她自有一番打算。这事可让我一家人挺难办的，我该如何面对父亲的两个女人？

父亲只有一个，他的两个女人都想死后跟他合葬一处，两个女人又是谁也容不下谁。就眼前来说，桥上街老宅的灵堂形同虚设。陈家的人急得团团转，又不好在亲友面前泄露天机，挨家嘱咐完左邻右舍后，给披袈裟的方丈塞了条中华烟，让他紧了口风。父亲的出丧吉日只好延搁着，亲友们陆续来吊丧，陈家的人闪烁其词，说父亲得了可怕的传染病，亲友们不知不觉打消了瞻仰遗容的念头。他们只问了问父亲出丧日的生肖禁忌。忌符也没让寿桃（料理落材下葬诸事的班头）贴出——按规矩得把忌符贴在正门的廊柱上，以便忌父亲生肖的亲友，送葬时远远地避了。

     立秋后，天闷热，阳光透明得可见飞舞的尘屑。念经的和尚昏昏欲睡，天井里摆了一地花圈，花圈多了，只留了供人出入的一条通道。和尚用罢午餐，需小憩片刻，闲谈起了美国佬审萨特姆事件，六个和尚形成了意见不同的两派，叽叽喳喳，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手机响了，剃了板寸头的方丈忙退出，掏出响起“披着羊皮的狼”铃音的超薄型手机，似乎在接一笔超度亡灵的活儿，与那边的中介为出场费拉锯，方丈大了嗓门解开斜襟领，露出里面红T恤衫。一声OK，方丈又回到论坛上。

马书琴一袭黑裙，披麻戴苎，坐在灵堂的八仙桌旁，屁股底下垫了一张小板凳，朝一口积了灰缺了角的铁锅里扔千张（本地土话指冥币）。喜羊来了，未脱下税务员制服，说她吃过饭了，来换妈妈的班。马书琴打着哈欠走了。着了火的千张，把女儿的脸映红了，像熟虾。

喜羊念念有词：“爷爷您只管化钱，给您的每张票子都是上万圆的，不用验钞机验，您给大阎罗小阎罗都打发吧，一个都不能少，不够化时给孙女发个伊妹儿来。您要是用不完就存在银行里长利息吧，别忘了缴所得税……”她是一脸的得意，向我讨乖。见我绷了脸，她吐了吐舌头，缩了。

“你爹是让麻子寡妇克死的，那麻子年纪轻轻就克死了涨网的老公，这还不够，今儿又把你爹给克了，你们这些不争气的！”母亲似乎对我们怒其不争，她该不是想让我们活活扒了豺狼的皮？母亲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姨娘也不像母亲所说的那么难看，只不过她鼻梁上长了几颗雀斑罢了。

父亲活到八十一虚岁，这天午后，他到挂满了梨子的树下打瞌睡，没想到这瞌睡一打就没完没了。打从喜羊会走路后，父亲每回进城，总拐到我住在橘香小区的公房。而在桥上街的陈家老宅，他再也没迈进一步。我的五个妹妹先后嫁给老宅附近的人家，她们都旗帜鲜明地站在母亲一边。父亲见我这个长子待他还好，隔时不忘给他送生活费。父亲来我家时，不敢把姨娘带来，直到有回被我在窗口发现，她蹲在我们小区小花坛里码小石子，我好说歹说才把她请了上来。可马书琴挂不住脸，对姨娘爱理不理的，父亲不小心掉在木地板上的烟灰，她收拾时是气呼呼的。父亲不敢拿正眼看儿媳妇，他看我时露出一脸的无奈。此后，父亲来我家，就像越洋过海一样，很难得了，就是来了，也没带上姨娘。

马书琴常在我面前说，你爹都老成这样了，还在外头轧老姘，真丢人。

我的岳父是山东人，当年推了独轮车随军过长江南下，解放后留在我们县，官做到卫生局长，现在他退居二线了，还享受副处级调研员待遇。陈家跟马家不同，我的妹妹们不是嫁给了手艺人，就是做了小商贩的老婆。好在我在县志办工作，也算是吃上了皇粮。当初我舞文弄墨，在城里小有名气，马书琴写点咏小草露水之类的小散文，所以我俩一拍即合，很快生米煮成了熟米饭。为此，她追悔莫及，说那时被我灌了迷魂汤。

堂屋中间，挂了父亲遗像，下方吊了只黑纱球。因为照片是翻拍放大的，照片里穿中山装的父亲有圈泛黄了的底晕。照相馆的师傅摊了摊手说，他只有这能耐了。好在父亲的音容笑貌大致清楚。特别是双眼，黑白分明，仿佛能洞穿一个世纪。母亲虽有点耳聋眼背了，但她记性还好，一眼认出，这张四寸照是我从她的乌皮箱中翻寻出来的，那是父亲的相亲照。这张照先是通过媒婆之手传到当年未出阁的母亲手上，所以她印象深刻。当年，媒婆上陈家说，前街苏记桶铺的小女苏秀英长得像戏里的苏小小，正好都姓苏。难怪照片里的父亲笑得露了齿，我想他那时心情真不错。母亲也说过，说我的相貌得了父亲真传，跟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

如今，父亲真实的遗容在城外三十里地的沙埠村。那里，月牙形的海滩上有成片成片的黄沙，海滩与内河连接着的是硬化了的滩涂地，生长着梨树、蒲草、甘蔗……父亲跟一个名叫孙海珍的女人生活了近三十年。因为两个女人，父亲的人生版图，破裂成了各一半。

 

  

    登上小火轮，我赶往我们县唯一不通陆路的水道。风咸腥起来，水在浑浊中。两岸渐渐浓密了的蒲草，在秋日下，枯黄得像要燃料自己。

    这条水路，因为有了姨娘，从此与我也熟悉起来。

    家人要把父亲遗体运回，万不得已时就将他抢回，后一句是我母亲气呼呼说的。这份千斤重担，从今天起就压在了我这个惟一孝子的肩上。我不知道如何面对父亲的另一个女人，即我母亲的敌人——孙海珍。

    小火轮慢得真该把它扔到博物馆里。巷道一样窄窄的船舱里，弥漫着臭鱼烂虾的气味。坐在我对面的这位大胡子鱼贩，胸膛红得像腌肉，两只鱼桶挤在铁梯一侧，占了通道，他把双脚搁到桶上，打起了拉风箱似的呼噜。我紧缩着身，难以伸展双脚，不时被男男女女跨身过去。唱道情的老乞丐拍着道情筒，从鼻孔中挂下两串浑浊的鼻涕，左伸右缩，有乘客摸出一枚硬币扔到一口油乎乎的瓷碗中，发出“当”的一声。女报贩在舱里窜来窜去，冷不丁来到我面前，掀起她的衣衫，腰间插满了裸体杂志，像女人体展板。

   我眯了眼，盘起双腿，好想入蒲团打坐。渐渐地，暖暖的东西从我内心流淌起来，我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倒回到黑白胶片的年代。

      　　

     （父亲拉起叠了三皮酒坛的板车，蹬圆了小腿肚，呼哧哧地喘着气，两只轮胎给压得扁扁的。父亲像开往山顶上不断喷烟的火车头。他拉着板车一步一步上桥坡。

     父亲后背上晃动着太阳光，湿漉漉地闪亮，青筋在紫红的肌肉间鼓凸了出来，如小河涨满了水，父亲的汗水嘀嘀地砸在光溜溜的石板上。

    板车翘立在五洞桥上，父亲宽大的裤头在风中鼓荡。他双手抓起挂在车把上的铅皮桶，把头伸进，如牛头钻入河中，喉节像只乒乓球在水中滚动。铅皮桶在父亲的手中变轻，父亲的肚皮变圆。父亲叉开穿草鞋的双脚，一列运砖的船队带来了呼啸的汽笛声，在父亲裆下的桥洞中穿过。前方，落日像被锯齿形的瓦楞啃掉半只的油饼。

   天色昏淡，父亲的胸前系了一块人造革黑围拦，他抱着酒坛，板车上的酒坛一只只被搬进了弥漫着酱醋味的烟杂店后间，两只车轮胎渐渐鼓起了气。店主老唐摇着蒲扇，光光的圆肚皮在敞开的对襟衫中突起。父亲收起围拦，拍了拍手，他的胸前有几道红红的酒坛印。老唐摸出一把毛票，数了数，把票子压在柜台上。老唐笑成了弥勒佛，捏了一把锡酒勾，揭开压坛口的沙包，从坛内噔地勾出黄酒，汩汩地倒在一口瓷碗里，又从柜台上卧成一排的玻璃瓶中抓了几粒炒蚕豆。老唐说，喝碗老酒，德顺。父亲一口气喝光，嘴里嚼着蚕豆，嘎嘣嘣响。父亲抓了柜台上的毛票，一脚跨出门槛。）

 

      　　

    在我坐在地上，把地上一堆狗屎当成番薯粥乱抓，快塞入嘴巴时，母亲给了我的手背一巴掌，朝我父亲喊：田都分给了长工，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祖父吐完了最后半口血，咽了气。一夜之间，父亲从地主大少爷变成了穷光蛋。父亲底下有六个未成年的弟妹。他脱下长袍，跟翻身的长工一样，下到地里干活。陈家分到的三亩七分半薄田，原本是陈家田契上的一小块。现在陈家人得以此为生。到了收成季节，稻子还是干瘪瘪的，被风吹落烂在田里。

父亲手提镰刀回来唉声叹气。这双原是打算盘的手，先是磨出了血泡，再是长出了粗砺的茧子。美孚灯下，父亲抽起了祖父留下的雕花烟斗。祖母抖索着手，从怀里揣出一只蓝印花布包，抖开一层又一层，掉出一根金簪。这金簪原是插在祖母后髻的。

祖母说，德顺啊，家里只有这根救命稻草了。拉板车可以不施肥不看老天爷脸色。

父亲不下田干活了，用祖母的这根金簪换来了一辆板车，给老唐拉货送货。土改前，陈家是老唐的老主顾。母亲生娃娃就像母鸡下蛋似的，很快我有了五个妹妹，我当起了小班长。

有晚，是吵声把我弄醒了。母亲从挨着父亲的床里坐起，下了地匆匆收拾包袱，她叫着要回娘家。父亲来拽，母亲要向外奔：要分家，分家……

    父亲用手捂了母亲的嘴，母亲扳不动父亲的手，用上利牙：偏要叫，偏要让她听见……父亲手背上种下四颗深深的牙齿印。

隔壁传来了咳嗽声，祖母咳得一天比一天厉害了。父亲一脚把母亲踹倒在地上。她叫得像高音喇叭一样：地主打小手工，地主打小手工。

 

 

    父亲从祖母屋里出来时，像做贼一样。母亲从门口冷不丁闪出，五指慢慢摊开：拿回来，5角钱，别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父亲说，我的娘也得有个儿来养嘛。母亲说，别忘了你下的种，六个，难道是野种？

    第二天，在老唐的店里，父亲留了5角钱换了酒喝，还带了一壶酒身子晃悠悠回来，满嘴喷酒气，好熏人。母亲一次次让父亲跟祖母分家，父亲好比夹在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喝了酒的父亲可能少生气了，5角钱让他有了底气，笑声爽朗。5角钱可换回一斤米哪，天杀的！母亲朝他劈头劈脑地说：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你倒有心思灌马尿！

    祖母咳嗽着敲了敲板壁。父亲指了指母亲：再说一句，把你扔出窗外。母亲解下辫子，披散了头发：怕你我把苏姓倒回来写！

    还真以为我不敢！父亲抱起双腿乱蹬的母亲到窗口，做了下扔的动作，却把母亲往回扔到靠窗的床上，母亲差点压着了大妹和四妹。父亲说他到灶间取酒，等把那壶酒喝了再来收拾你。我抱住父亲的一条腿，说我来我来。我到灶间把锡壶里的酒做了手脚。

    父亲一口气喝光，呸，仓满，这酒怎么酸几几的！

    一早，没了呼噜的父亲一把将在床上另一头的我凌空一抓，跟老鹰捉小鸡似的：小兔崽子，昨晚给你爹壶里的酒换成了醋，还掺了水，我的好儿子，如果你爹喝的是酒，这会儿你娘还睡在瓦片上呢！

   娘还在床里呐！我说。传出吃吃的笑声，母亲头闷在被窝里，快憋不住了，索性掀开被头放声大笑。母亲有好几夜没跟父亲睡在一起了吧？这张雕花床是她的嫁妆，她的嫁妆还有三十六只桶，外祖父真不愧是开桶铺的。母亲是苏家的独女，在娘家时只会做女红。嫁到陈家没久，她不再是地主家的大奶奶了。冬天，一早她来到结冰的河埠头，敲出个冰窟窿，洗尿布，把木锤敲得整条河喧响。双手冻成了红萝卜，就用嘴的热气来呵。过年了，我们穿上母亲做的新衣裳，新布鞋。这新衣新鞋，不知她挑灯奋战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小火轮在河里转来转去，慢悠悠的，每隔大约五里地，就到了一埠头。船在栅浦刚离埠头，有两女乘客追叫着，船老大把回舵又靠上，先把那年小的女乘客接了，接到怀里，半天不松手，等到她羞红了脸，才挣脱出来；又接上年大的女乘客，她嗔怪道：没吃够老娘的奶啊！满船的乘客都在笑。

     小火轮划开了波浪，两边水草丛的小虾惊得乱跳。一行水鸟在空中追，忽地钻入蒲草中，忽地蹿上了天。

 

 

外祖母去世了，母亲分到了娘家土改留下的两间老屋。父亲托人要到省城学裁缝，正缺学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蚊。拉板车难养家了，父亲想学门手艺。母亲想了想说，主意倒不错，只是这主意还打起了我的歪主意，算你脑瓜还不笨！卖掉我的房子行呵，我可得把话挑明了，得先分家再上杭州，我可不想把我的私房钱本用来养七叔六姑。

我背着大刀，夹在学生队伍中，跟着舞跟着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父亲的裁缝店门口坐满了人，看我们这些学生娃振臂高呼。

游完街，我雄纠纠气昂昂走来，一脚跨进门，将木头大刀向父亲脖子上砍去，被他一把缴了，我脖子上差点给挨了一刀。

父亲一把将我书包里的东西倒在案板上：两本书，一本红语录，两本作业簿，一支铅笔，一块橡皮擦。他脖子上挂着一根皮软尺，母亲坐在车头锁钮扣眼，袖口插着一枚粗针，吊着线，四妹在扭扭歪歪走路，五妹坐在竹椅里吮指头。

父亲说：“作业本上写的，全是语录本上抄的，老子起早贪黑挣来的血汗钱，全打了水漂漂。”他念过几年私塾，拿杜甫的诗考我：“一行白鹭上青天，写——”

   我把“鹭”字写成了“路”。

   父亲又念：“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写——”

   我写成了“猪”门。父亲的量衣竹尺跟着上来，一下，二下，三下，砸到我脑壳上，咚咚响。父亲再挥尺，给母亲一把缴了：“想把这根独苗灭了？好好说呗——”

    父亲叹了口气：“这读的是哪门子书哟，都快升初中了。你爹才读了半年的书就会吟词作诗了。”

     “爹，你是封资修！”

     父亲拿起尺子，被母亲挡了。我拔腿便跑：“地主要打红小兵了！”

梅雨天，像吃坏了肚皮，泻个不停。老话说：过了端午才做衣，裁缝师傅饿肚皮。田间苗儿青青，裁缝店里冷冷清清，只卸下中间一块门板，一抹亮光无精打采地漏了进来。

一家人都懒在床上，在节省力气。母亲只让我们一天吃两顿，省下一顿。小妹哭得直抓母亲的胸，没了奶水，小妹怕是饿坏了。母亲缴了父亲的烟斗：“省点钱，大男人家成天闷在家里，不去找门路，让一家人跟着喝西北风啊！”

     天擦黑，父亲回来了，身后牵了两只羊，一公一母。他把羊牵到屋后，跟逗着羊玩的我说：“这母羊长奶，奶水能卖钱也能给你娘喝，你娘喝了羊奶就有了人奶，你小妹就不饿了；有了公羊，母羊可以生很多小羊，小羊大了又变出无数小羊……”

    “爹，这是羊，不是鸡！”

    “就你这小猢狲嘴多，羊比鸡值钱多了。你爹给家里搬了两座金山山回来，往后你们不用喝稀粥不用一天只吃两顿了！”

    “爹，拿什么喂呀？”

    父亲伸手摸了摸后脑壳，忽地嘿嘿地笑：“田里的稻，橘树上的叶，都是人民公社的，又不是社员的，社员挣的是工分，工分按劳力记，定了工分，不管干多干少都按这数拿了，你想想——”

    “爹，那我们不就成了破坏生产的地主？”我想起语文书上有地主搞破坏，被红小兵捉住。我痛恨父亲的成分，害得我在校里都抬不起头来。

“爹是地主，是你爷爷传的，你是红小兵，是我传的，所以这羊传给红小兵牵，红小兵让羊吃队里的东西，红小兵能反贫下中农吗？”

一放学，我把两只羊牵到田里，吃得肚皮滚圆回来。母羊的奶子快坠到地上了，母亲边挤羊奶，边哼着曲儿。

     父亲带上我来到收奶站，他一人进去带出一位女人，将揣在我怀里的黄皮纸包塞给她。父亲介绍道：“我儿子叫陈仓满，是红小兵，快叫孙阿姨。”

    我不高兴地叫了一声。孙阿姨剪了齐崭崭的三八式短发，脸白白的，连鼻上长了几颗芝麻似的雀斑都数得出来。她拉着我的手：“长得像你爹，漂亮！”

    父亲抖开纸包，露出了一身月白蓝的裙子：“我目测了一下你身段，估计八九不离十。”

    孙阿姨拿裙比划了一下，啧啧道：“合身，合身，想不到你有一身好手艺。”

    孙阿姨陶钱，被父亲一把推了：“这会儿人多眼杂，看见了不好，以为我是腐蚀工人阶级。你穿了我做的样板裙，等于为我生意打招牌。”他一把拽了我：“叫干娘。”

    我扭捏着，父亲揪了我一只耳朵，痛得我叫了。孙阿姨揽了我朝我脸上亲，湿乎乎的。“我没孩子，这孩子长得乖生生的。来，来呀，干娘给你买包五香豆，这就对了。”

    听到有五香豆，我就左一声干娘右一声干娘，叫得热火朝天了。

    临走时，父亲压低了声说：“我店里忙，离不开身，往后你干儿子代我送奶了，孩子调皮，给照顾——”

    “没问题，我能天天看到干儿子喔。”

    父亲回来，让我往奶桶里掺水，我加了一木瓢水，父亲让我继续加，我气嘟嘟地将木瓢连水扔回到水缸里，嗵地一声，激起一股水花。

父亲喘着粗气，边掺水边说：“你是木鱼脑瓜不开窍啊！奶站是公家的，好比羊吃的是队里的谷子橘叶一样。这样吧，你每次送奶回来，爹给你一分钱，奖励奖励。”

听说有一分钱，我跳了起来。一分钱能买一小包五香豆呀！

窗外，雪花纷飞。天快亮时，我醒了，是母羊咩咩地叫，之后断了声。昨晚父亲母亲赶衣做到天亮才躺下。我看到母羊流了一地的血，还有三只刚生下的小羊羔，全给冻死了。

我敲门大叫。父亲边穿衣边出来，来到羊圈，眼圈红红的，跺着脚：“完了，我的一座金山山哪……”

    只有公羊还活着，叫得比哭还难听。

公羊吃起草来有一口没一口的，最后吃不动了，我把它最爱吃的橘叶递来，它只是嗅了嗅，不吃。它没了气，死了。

父亲摇着公羊角哭得很难听：醒醒啊，我的金山山……

    母亲恨恨地对父亲说：“天杀的，陈德顺，你的蛋变鸡，鸡变蛋呢？都变成王八蛋了！”

      　　

 

   （太阳从江对面跃了进来，水鸟拉出丝丝缕缕的光芒。堆在江边的空奶瓶，熠熠闪亮。

    父亲脸面罩了一只防毒面具，像猪八戒的鼻子，只露出双眼。他戴着印有“抓革命促生产”红字的白袖套，不时把细长的温度计插入热气腾腾的大瓷桶中。父亲的脸在热气里时隐时现，被呛出了泪花。母亲戴着口罩，从原料间出来，端着铜盘秤，将秤上白色的氧化镁粉倒入瓷桶里。父亲跟我比划了下手，我拉了拉口罩，朝烧得通红的铁皮炉膛内扔煤球。

    哨子挂在孙海珍凹得深深的胸窝窝，她站在高出地面尺把厚的土堆上，注视着拿搅拌棒的父亲。风撩拨着她的短发。车间里的工人都戴了口罩边拣着羊毛色的玻璃纤维，边谈笑着，墙壁上刷了“工业学大庆”标语。飞出几根羽毛似的纤维，落在孙海珍的头上，被她一把揪下。

    父亲摘下面具，手像音乐老师一样挥了挥，孙海珍吹起哨子，腮帮鼓鼓的，像生产队长指挥社员抢收抢种。

    瓷桶斜了，倒出粘乎乎的液体，浇到白羊毛似的纤维上。孙海珍蹶起圆屁股，戴了胶手套的双手飞快地搓揉起来，两只奶子剧烈地耸动，她脸上满是汗，喘着气。她站起时，一旁有位壮壮的女工很快接上。

    夕阳坠在江上，工人们把竹竿上晒成金黄色的树脂，收包，打好。换下工作服的女工，花花绿绿，从厂门口鱼贯而出。）

   

我的姨娘与做船老大的丈夫同房了三天，新郎倌出海了。遇到了强台风，船队回不来了。这次海难使沙埠大队半数以上的女人成了寡妇，丧夫的女人们哭得昏天黑地，在海边烧了一堆堆纸钱，牵着狗召回亡夫的灵魂，叫了三天三夜，用纸扎的稻草人代替找不回来的尸体。

孙海珍给新选上了队长，带了寡妇们出海捕鱼。县渔业局把她树为先进标兵，给了“铁娘子”光荣称号，接着抽她到局里做政治宣传工作。小学未毕业的孙海珍有一身好力气和一股昂扬的革命斗志，但念讲稿很吃力，几次念借了词，好在她根红苗正，只受党内口头警告处分，但转干的机会就差不多没了影。于是，她主动请缨，下到奶站做了一名收奶员。渐渐地，她被热衷于政治运动的局革委会主任淡忘了，做日“尼姑”撞日钟吧。

父亲带上我作掩护找孙海珍，拿儿子攀上干娘的关系，我也乐意到奶站饱灌一顿羊奶或牛奶，直到肚皮发胀，再说每回干娘少不了给我零食吃。父亲重新买羊的打算，被母亲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她怕这钱又打了水漂漂——羊肉没吃到倒弄了一身臊！姨娘也担心我父亲若再买羊定会往羊奶中拼命掺水捞回损失，这么一来迟早露了马脚——她吃不了兜着走。

父亲说，六个孩子吃相狠呵，不如六头猪，猪养上一年能换钱——

我抗议，为爹把我也比作了猪！

父亲踢我，没勾到我脚，姨娘来护。她调笑说，你老婆挺能生的。

父亲笑了笑说，倒也不能光怪她，先是政府让女人们放开肚皮生，现在又搞“计划”了，等到要紧急刹车，那车子都过十万八千里了。这回不光是我两口不想生了，队里也怕再贴粮票，所以我去了，做了——结扎。

姨娘呵呵地笑，身子仰倒在床上。挨着床头的板壁，贴的是红彤彤的样板戏宣传画。奶站里的工人大多是城里人，下了班就回家，西宿舍住了五个男人，四人是临时工，干的是搬运奶桶的力气活，常被姨娘支来支去的；另一位是从省城下来的，来接受劳动改造，属“走资派”。

她指着我父亲说，怎么“绝”的是你！

我父亲做了结扎，这事让同学们当笑料，我忍不住问了，他给了我一顿暴栗子。我跟母亲告状，反被挨骂，说我是小孩子爱管天管地，活该。这会儿我的脑壳还在隐隐作痛，这种事还是少开腔为妙。

我父亲说，我们大队没一个男人肯做绝育，我第一个做了，拿了县里队里双份补助，让他们笑吧，我是牺牲了自己，为了孩子，可每天要给六张小嘴填食，我是有力没地方使啊。

    姨娘提出带我跟她过，为我父亲“减负”。我拍手称快，不用喝稀粥了，要喝羊奶牛奶吃糖吃五香豆……

    父亲为难起来：“我只有这么个儿子，怕……”

   “怕我娘不肯，我巴不得，干娘！”我粘住她。

    父亲瞪了我一眼：“我这儿子仗着有你这干娘护，越发胆大包天了，其实，其实……一瓢水还是解不了那么多干嘴巴。”

姨娘想了一会儿，忽然像黑夜中射出一盏齐唰唰的电筒光：“哎，我倒有个一块石头砸中两只鸟的主意，不知行不行？反正奶站尽做赔本的，这年头城里能有几个普通工人喝得起奶的，还不是白白地送给院子里，批条子开后门，说穿了是局里拿钱来养这帮家属工。站里倒有个现成的，喏，就在对面，站在墙跟戴着眼镜晒太阳的那个，叫老刘，原是省里的化工工程师。我看过他档案，他的改造期快满了，站里要给他写鉴定，这几天见了我这党小组长，他点头哈腰的，央我放他这把老骨头一马，想回家呗，其实我待他不薄，不知他能不能给我们掏点本事，我在这儿成天闷得慌，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父亲拍了大腿，把伏在姨娘怀里的我吓了一跳。他说，爹亲娘亲不如你亲啊，看来我找你是没白找哇！

1975年秋天，一行燕子排着队离开南方。我父亲在孙海珍的牵头下，跟老刘偷学酚醛树脂工艺。

父亲看着晾在竹竿上染成金黄色的纤维，经土压机压模，出来了玻璃钢水管节头，老刘把它摔在水泥地，又用铁榔头砸了几下，见固若金钢，夸了夸父亲，可以出师了。

老刘穿上父亲给他做的藏青色中山装，母亲第一次隆重招待贵客，姨娘也来了，都来为老刘饯行。炒出一桌让我口水直流的菜，姨娘搂了我，不时夹了菜塞进我嘴里。隔壁传来哭闹声，门给挂了锁。我知道是不让上桌的我的五个妹妹，这会儿她们肯定在里面大闹天宫，像下雷雨前，蚯蚓卷土一样。

奶站改成了镇塑胶厂，姨娘当厂长，父亲从裁缝匠跃身一变成了技术员，母亲打下手，两人掌握着这门绝密技术，跟地下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