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正陷入一场文化危机——南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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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客 发布于2008-07-01 18: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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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大众文化:群氓的事业
新文化发轫以后,文化人的心灵一直被化大众还是大众化这一噩梦般的两难紧紧缠绕。他们希望自己的文化造物能够揭病痛、启民智,希望理性之光能够照彻那片无边无际的幽暗和蒙昧,希望这杯燃烧着拯救之火、涌动着献身激情的新酒能够装在旧的瓶子里让大家在不知不觉中一饮而尽。但是,他们又害怕广漠的幽暗会不会吞没那一缕光亮,害怕旧的瓶子会不会污染了新酒,使之散发出一股弥漫了千年的恶臭。
随着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这一两难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煎熬早已被驱逐净尽。如果谁还为此忧心忡忡,就会被当作疯子。不,甚至还不是疯子。疯子自有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犁出的精神纵深。疯子是理想主义时代的英雄和贵族。他们会被看成穷酸、落魄的家伙,自负得颟顸的讨厌蛋,刻舟求剑的蠢货,甚至是故作高深的别有用心的阴谋家。这是一个抹平了高低、尊卑、美丑的壁垒的时代,一个追逐量的庞大,漠视甚至嘲弄质的精尖的时代,一个被眼球、遥控器、点击率、销量全盘操控的时代,一个文化人纷纷浓妆艳抹站成雁行,等待大众在酒意朦胧中薄幸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里,理想是笑谈,精神是鬼话,拯救是吃饱撑了的多此一举,人们两眼紧盯着恩主——大众的颦笑和他们根据颦笑决定是否解开的钱袋。说到底,大众成为恩主的时代就是一个金钱至上的时代。
于是,大众文化彻底颠倒了从前的文化逻辑:从前是少数引领多数,如今是多数决定少数;从前是精英的攀登,如今是群氓的事业。好事者为此欢呼雀跃,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突破贵族主义围困,人民终于当家作主的根本性转折。但是,我们仔细辨析这次转折,却悲哀地发现这是一次自杀式坠落,大众混沌暧昧的审美期求一笔抹杀了精英艰苦卓绝的精神探险;这是一次灾难性回归,被新文化运动祛除的鬼魅们一一还魂。更加致命的是,在趣味无争议的相对主义狂欢节中,大众芜杂、蒙昧的趣味获得了文化豁免权,甚至因为基数的庞大被当成不证自明的真理。于是,民族的精神跋涉没有了指路明灯,变成一场无方向,无纵深,无未来的狂舞。
大众文化时代最典型的症候是“百家讲坛”变成了“众人说书”。“家”本指怀抱一己理想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加以论证、践行的卓特之士,“百家讲坛”应是他们相互辩难、砥砺的平台,是他们向大众传输知识、理念、情怀的课堂,是大众精神体操的训练场。但是,大众既然成了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恩主,一切就得听他们的。他们哪里愿意正襟危坐受你的训导,怎么可能超逾于“猪栏的理想”去做什么精神体操。他们希望在茶余饭后听上一段宫闱秘史,或是一段政界、兵家的明争暗斗,或是一段伟大人物隐隐若现的绯闻。于是,是易中天、纪连海、阎崇年、刘心武、王立群等擅长摇唇鼓舌的说书人,而不是“百家”登上了讲坛,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化明星。这些说书人叙汉武帝的权术黑史,讲曹操的诡谲多端,说和?
、纪晓岚的虚与委蛇,看似千姿百态,妙趣横生,总不过是中国历史上最酷烈的段落以及中国人心中最阴暗的死角:成王败寇,人心险恶,明哲保身,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里没有情怀,没有梦想,没有向上的努力,只有赤裸裸的争斗,大众正好拿来做为人处事的借镜,干禄的法宝。“百家讲坛”的鹊起,原来是中国式沉渣的泛起。
可以追问的是,大众真的如此蒙昧、昏聩?这是原本如此的实情,还是文化人的臆度甚至刻意塑造?如果是臆度的话,文化人还是把大众当作客体,没有诚心敬意地走入大众的内心世界里去。如果是刻意塑造的话,文化人就更加罪孽深重,因为他们为了经济利益,毫不留情地略过大众必定会有的一念之善,迎合了他们对于秘史、韵事的嗜痂之癖。大众文化的愚昧原来不仅仅源自大众的蒙昧,更源自文化人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
《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人心深处的一念之善如此珍贵,却又如此脆弱,需要教育的长养和温情的呵护。在大众和文化人的共谋下,大众文化却肆意践踏着这一念之善。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听一听《三字经》温和、执著的呼唤。
第三部分 知识人的罪
这是一个知识者集体渎职的时代。面对社会中太多的黑暗,太多的不公,面对社会中的虚假泛滥,人欲横流,众多的知识者几乎没有发出自己有力的声音,而是集体性的沉默,无声,最多不过一些窃窃私语。知识分子们做得最多的,是对权力和金钱的追逐,是充当权力和金钱的帮凶。鲁迅以前骂过梁实秋是被资本家豢养的走狗,梁是否真是走狗我们不得而知,但今天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是在被权力和金钱所豢养,充当着走狗的角色。
经济学界是被豢养得最多的。许多经济学家成了商业合谋者,与资本家结合起来瓜分国有财产,掠夺普通老百姓的财产。国企改革中不知有多少资产流失,教育改革、医疗改革、金融改革又不知养肥了多少巨蠹。在这些所谓的改革中,那些曾为之出谋划策、摇旗呐喊的经济学家们,不知应该承担起什么责任,老百姓又为他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当然,经济学界只是一个代表,除此之外,在每一行业,每一知识群体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被豢养者,类似的走狗。他们像自然界的鬣狗们一样,当狮虎们吃饱喝足了,疯狂地抢夺带着血丝的残羹冷炙。
那些没有被豢养的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则被一些肉骨头所吸引、所诱惑。他们围绕在权力边缘,为如何瓜分那些肉骨头而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为得到一己利益而弹冠相庆,为打击他人而不惜落井下石。在他们的眼里,只有蝇头小利,只有个人得失。面对铺天盖地的经济和社会腐败,面对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的层出不穷的各类灾难,面对比19世纪“每个毛孔都浸着血泪”的资本积累还要更惨烈和原始的暴力,他们完全转开了眼睛,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
当前猖狂的学术腐败正是这种犬儒心态的必然结果。学术腐败问题已积多年,但声音再多,丝毫不起作用,反而是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根本的原因,一是体制利益的分配方式。这种方式的最大特点是既可以让分配者中饱私囊,还能将知识分子吸引进来,成为利益的争夺者。当前学术界的所有利益分配都与评奖、项目直接挂钩,也就是说都直接掌握在体制的手中;二是知识分子精神的软弱和卑微。面对体制的利益诱惑,知识分子很少能够保持自我,而是想方设法混迹其中,不惜屈身辱节。这样,奔走于权门,献媚于官场,就成了司空见惯之事。等而下之者,就剽窃、抄袭——其实,剽抄之罪远非首罪,也常是无能者所为。真正有能力的腐败者是在利益分配体制中如鱼得水。他们买通一切,也吃定一切,学术本身已经早不入他们的法眼中。就像最近在网上流传甚广的“863”项目评审,有人能操纵项目评审,也能轻而易举地操纵那些专家,所得的利益都是以千万计算,却几乎看不到任何成果。还有一些依附于权力的既得或将得利益者,将学术权力作为自己的私欲宣泄场所,以之营私、结党,以之招徕徒众,获取利欲,赢取名声。
还有一些知识者采用的方式是借助商业媒体。他们的姿态从表面上看较为独立,以酷评或炫奇的方式面世,然而实际上,他们也是利益的附庸者,不过所附庸的由官场改为了商场而已。他们借助商业的大潮兴风作浪,也从中捞取名声和利益。比如一些以吹捧为业的文学或文化批评家,四处鼓吹,四处招摇,将批评作为敛财的工具,批评的品格和道德已经不复存在,只有金钱在眩目地闪光。
所以,媒体知识分子也许是应该特别受到针砭的对象。尽管在现行体制下,媒体知识分子有他们的难处,但是,是彻底堕落为权力和金钱的工具,甚至为虎作伥,推波助澜,还是能够保持一定的清醒和自主性,保持自己的正义感和批判精神,鲜明地区别出了众多媒体知识分子的品格高下和价值有无。遗憾的是,在当前中国,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后者,而前者则太多。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批判型的新闻报道最后都是“无疾而终”。这其中当然有许多是体制的因素,但也有不少是新闻媒体被金钱或其他利益所收买,批判性的报道成了一些媒体人员致富的手段。当然,更多的情况是天下太平的粉饰,是对罪恶和丑恶的遮盖。
知识分子集体性的失职,一个直接的结果是知识和知识者失去了公信力。知识不再与道德、与精神连在一起,而是成为了利益和帮闲的代名词。在整个社会中,人们已经将知识理解为纯粹的技术,不再有任何道德和精神的内涵。这是知识的悲哀,更是知识者的悲哀。因为在人类文化中,知识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它是人类文明进化的象征,也是与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整体。知识分子的精神萎缩,导致的是全社会的文化困境,也是集体性的对知识分子的放弃。如果说在40年之前,知识分子的被放逐更多是因为政治的压制,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命运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堕落。古人讲,学在民间。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将希望的视野转向了民间,转向了像李昌平这样来自于民间和底层,敢于呐喊和声张正义的社会精英。也许,中国的希望真的是在那里,在草根大众,在那些曾经被知识分子讥讽和教导的“阿Q”们。
[ 本帖最后由 海客 于 2008-7-4 15:11 编辑 ]
- 海客 发布于2008-07-01 18: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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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政治文化
机遇与挑战并存……
第五部分 道德与毁灭
这是一个“王纲解杻”、道德崩毁的时代。新道德的曙光没有在新世纪如期降临。我们行走在世纪之初的道德幽暗和昏聩中。近现代中国百数年的道德重建努力迄今几无完成;道德的倾废和颓荡之势愈演愈烈;整个道德信仰和惯例几近全线崩盘。而从人类文明史观察,道德崩盘之后将会是灭顶之灾的末世来临。像古罗马、汉唐,大毁灭之前都是道德瓦解的纵欲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