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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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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山雪 发布于2015-05-07 18: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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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首诗都是一九八九年写的,今天又想起来看看,把她们归拢在一起。
- 千山雪 发布于2015-05-07 18: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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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太阳堂向日葵壁画 因戒严25年不见天日
来源:台海网
台海网5月13日讯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位于台中市的“太阳堂饼店”惊传自13日起歇业,令不少老主顾感到惋惜,而该店内那幅全台知名的向日葵马赛克拼贴壁画,恐也将随着老店走入历史。
这家太阳堂最早由林绍崧与林何秀眉夫妇创立,1965年,林家委托艺术家颜水龙参与太阳堂所有设计工作,包括商标、室内设计、建筑设计,甚至连太阳饼的制作都参一咖!这幅向日葵壁画就是在此时诞生,后来更成为太阳堂的正字标记。
只可惜那个年代处戒严时期,向日葵有“为匪谍宣传”的嫌疑,惹来情治单位的关心。当年警察经常登门骚扰,逼得林绍崧只好先用木板遮蔽画作,连同一系列包装设计也通通换新,直到解严以后,画作才得以重见天日。
尽管如此,颜水龙晚年接受媒体访问时,常说自己最喜欢的马赛克画作,“台中太阳堂的向日葵”!其实,台中自由路上就有多家太阳饼店,但太阳堂凭着大家口耳相传,以及向日葵镇殿之宝,让人一眼就知道到台中“买这家就对啦!”
- 千山雪 发布于2015-05-07 18: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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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谈228
今天是二月二十八日,在这个严肃的日子里,我想要做一件以往台湾的政治人物未曾想过的事。我要对中国的年轻人,写下我对二二八事件的看法。
我知道这样做有点突兀,台湾的悲剧为什么要解释给现阶段对岸的年轻人听?我的想法很简单,两岸关系的处理必须建立在对彼此真实的理解上头,而如果不知道二二八对台湾的伤害,对岸人民将永远不会真正理解台湾,如果不理解二二八之后台湾社会的沉默与扭曲,对岸人民将永远不会懂得国民党曾经在台湾使用国家暴力的可怕。诸位年轻的肩膀上承担著未来中国自由民主的重担,我由衷希望藉著这篇短短的文章,打开一扇理解的窗,让对岸年轻的心灵感受台湾过去的苦痛,也让台湾的年轻世代衷心的祝福自由民主在对岸可以实现,而终究有一天双方可以同理心的看待彼此,不再有偏见和对立。
二二八事件本质上是一件人民的抗议遭遇国家暴力镇压的血腥惨案。1947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国民党政府拿着枪管瞄准对政府普遍不满的台湾人民,展开杀戮。惊惶失措的人民在街头上呐喊狂奔。暴力政权不会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对待抗议的人民,他们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用子弹把抗议的声音抹平。许多手无寸铁的台湾人民死于国家暴力,许多当时的知识菁英被国民党政权有计画的逮捕与屠杀。台湾社会陷入沉默,这种沉默让国民党政权更为所欲为。白色恐怖开始,往后的几十年,绝大数的台湾人民因为恐惧不敢说真话,不敢要权利,人性被扭曲,尊严被搁置。
从那个时候起,二二八变成台湾社会的集体禁忌,没有人敢谈论,人民即使要哭泣,也不能让别人知道他们哭泣的原因。很长的一段时间,它不会出现在教科书,当然也不会出现在媒体,真相被掩盖,这种状态就这样在台湾了持续了几十年。
这样的故事各位一定不会陌生,事实上,类似的情况也在对岸发生过。不过,在那恐怖的国家暴力统治期间,台湾人民并没有灰心丧志。从一开始,我们是很少数的一群人,慢慢的,反对的力量从零星的对抗汇聚成一股团结的政党。这就是民主进步党的起源。透过真相的厘清,透过不懈怠的努力,我们与国民党长期对抗,我们不是洪水猛兽,我们也不是邪魔歪道,我们其实是一群热爱民主自由,坚信人有权利与尊严的反对人士。
我私底下常常跟在台湾的陆生有交换意见的机会,我问他们,在台湾看到了什么。我最常得到的答案有三个,第一、台湾很自由;第二、台湾人很友善;第三、没有来台湾之前,他们认为国民党就代表整个台湾,但是,来了台湾之后,他们才发现这不是事实。我今天这一篇文章其实就是想告诉各位一种国民党不会告诉大家的真相与史观。
走过二二八,台湾今日有了民主自由。现在在台湾,已经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政府有权武力镇压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批评政府的思想可以被暴力消音。这一条路我们走的很漫长,很辛苦,今天我们在台湾追思二二八,我相信有一天民主的中国也会用同样慎重的心情来追思8x8。台湾能,中国没有理由不能。“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都重,一个梦想能让生命迸射光芒”,我希望有一天真话能在对岸被大声说出,中国人民的民主梦想也会在世界上绽放光芒。
- 千山雪 发布于2015-05-07 18: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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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四个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事件
《大师》:在《中国思想运动史》中,您把80年代细分为四个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阶段,这和一般的提法并不一样,是否因为您的“坚持”系列文章被视为“自由化”的靶子,这种亲历使您对“自由化”有更深的体悟?
李洪林:也不一定叫做四个阶段,就是这四次都有明显的事件作为标志,其实山中全会以后斗争就没有停过。我前面讲到的乔木写的三封信,实际上就是1979年到1981年间的三次斗争,三次斗争都是乔木的小动作,没有兴师动众,所以我没有把它并入后来的反自由化运动。
第一次反自由化运动是以批判白桦的剧本《苦恋》为标志。首先由军方发起,然后邓开总书记胡耀邦,直接找中宣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负责人往下布置,并批评党的领导“涣散软弱”。于是胡耀邦赶紧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为“涣散软弱”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
第二次反自由化运动是1982年以力群入主中宣部,震出长党校为标志,开始了进攻胡耀邦之前的周密部署,拔除胡的羽翼。原来《人民日报》、中央校、中宣部三个地方都是胡耀邦说了算。现在不是了。力群一到中宣部就把我免职挂起来,以便整肃震一到党校就撤消胡耀邦领导思想解放的参谋部理论研究室,把主任吴江和副主任阮铭、孙长江全部赶走。邓力群还想把《人民日报》放在中宣部之下,由他来领导,但是中央没有同意,所以《人民日报》在规格上还是属于部委这一级,中宣部不能直接领导。但是《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和副总编辑王若水都被弄掉了,由秦川任社长。胡绩伟是胡耀邦领导思想解放运动最得力的助手,可惜胡耀邦竟不能保护。
三反自由化最大的事件就是撇开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 “生活会”围攻胡耀邦,逼迫他下台,然后扩大战果,整肃了一批自由化分子,那个名单据说是 “十三太保”。当时我已被邓力群赶出北京,去了福建。但也躲不过这一劫。胡耀邦一下台我就被免去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了。198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开会处理“十三太保”。新任总书记赵紫阳对这个事不积极,上午讨论了几个:吴祖光“劝退”,王若水“除名”,苏绍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张显扬开除党籍。中午吃过饭,下午他就讨论别的问题,那个名单没再拿出来过,我算是漏网之鱼。我怎么知道我在那个名单上呢,因为当时福建省委奉命整理我的材料,由贾庆林带到北京来,以供开会讨论(贾庆林当时是福建省委的书记之一,分管组织工作)有趣的是:这个材料我也收到了一份,不知道谁给我寄的,用的是省纪委的信封,没有寄件人的署名,我打开一看,没有信函,只有一份《关于李洪林同志的材料》。我看了这个材料以后不禁哑然失笑:材料上也举不出我有什么自由化的问题,只举出我在“一国两制与福建”的研究报告中,建议开放厦门为自由港。再就是邀请外地学者来福建开研讨会时,也邀请了胡德平云云。我想一定是某位勇于打抱不平的人,才特地寄来一份让我开开眼界的。
第四次反自由化就是“六四”,这是一次战略决战,特点是武器的批判完全代替了批判的武器,被称为“自由化”的人士,全军覆没,中国人民军的“平暴”战斗大获全胜。在党内斗争方面,最大的事件是总书记由赵zy换成江zm。我也未能幸免。1987年虽然在三反自由化时漏网,但在这场四反自由化的风暴中,除了从福州把我抓到北京之关起来之外,还受到行政“记大过”和“留党察看”的处分。而且平白关了三百多天,什么“罪行”都没抓到之后,释放时还不让我回到北京家中,因为这一年北京要开亚运会,我如果留在北京,亚运会就不安全了。
《大师》:1984年,您赴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在那里,您感到实际工作上的改革开放比思想领域更加艰难,难在哪里?
李洪林:项南到福建当书记后,中央给了一些特殊政策,他可以大胆做一些事情。他邀请我去当社科院院长,还兼党组书记。因为省里领导很开明,所以在开展理论研究方面可以放开手脚。但当我接触到经济方面的实际时,才知道旧的计划体制是多么僵化,多么不易突破。当时福建常务副省长张遗,是项南的得力助手。我们俩很谈得来,他也常跟我发一些牢骚。他分管经济,最极端的例子是一次一条船的桅杆坏了,需要砍一棵杉树做成桅杆,但旧体制管得很严,但凡砍树都得经过国家批准,他气坏了,说我这个省长连给一条船批根杉木的权力都没有。
我在福建接触到的最突出的例子是福日电视机公司。1982年张遗经手引进日本日立公司的技术,和福建电子设备厂合资,成立福日电视机公司。这个厂合资前有500名员工,年产黑白电视机28000台,质量低劣。合资后,只增加了150名员工,年产黑白电视机18万台,彩色电视机20万台,其质量是国内第一流的,并且打入国际市场,一下子赚了很多钱,而且还带动了一大批中国的小厂生产日立的零件,同时也提高了它们的技术水平。其实所谓“合资”,中方并没有另外花钱,只是把原有厂房作价入股(日方是运来全套先进的生产线作价入股)。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但是国家计委反对,派人来调查,认为它是日本的殖民地企业,还说了一些根本不懂现代经济的外行话。但是他们有权,就以权压人,卡这个厂子。当时副总理是薄一波,他亲自给这个新生的合资企业扣上“殖民地企业”的帽子。
于是我专门调查了福日电视机公司,写了一篇《福日公司调查报告》,用事实驳斥了国家计委那些外行们强加给福日的帽子,这件事使我痛感计划体制非改不可。以前我的理论工作在中央,后来在福建的这段真正深入实际的经历对我帮助很大,改革真是太难了。
《大师》:您从事理论工作多年,可以说是用亲身经历在体悟理论和政治的关系。笔杆子有很多种当法,“持不同底线者”有不同的命运浮沉。那么您坚守的底线是什么?
李洪林:共产需要理论,自然是为自己的政治服务。这没有什么值得非难的。但理论寻求的是真理,真理总是稳定的。而政治却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理论要为这种政治服务,只能疲于奔命,实际上沦为当时政治的包装纸,很难再叫理论了。所以我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理论不应为政治服务,而且要把政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果谈到底线,我的底线就是六个字,“凭良心、讲真话”。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不是真理。我还给自己作了一副对联,“宜观星辰辨南北,勿随萤火逐东西”。
- 千山雪 发布于2015-05-07 18: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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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林
(1925年~)辽宁人。1946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1956年,在中共中央从事理论工作;1977年,历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
主要著作《中国思想运动史》
《论自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什么是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辩证唯物主义学习方法的几个问题》,人民出版社,1958年
《科学和迷信》,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
《社会主义与自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
《我们坚持什么?》,群众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