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年关
——写于亡父20周年忌日
李艳敏
年年难过年年过，不过也过，得过且过；
处处无家处处家，在家没家，四海为家。
——题记
20年前的腊月二十五，父亲已经买了过年的豆腐和肉，基本安排好了过年的事情。院子里的猪圈里，新捉回来的一口小猪仔才喂养了没几天，哼哼唧唧地在窝里懒着不想起来。我被父亲喊了起来，收拾家务。父亲早晨就离开了家，却再也没能走回来。
当天下午乡亲的帮助下父亲入了土，回家的路上，那个卖给父亲猪仔的妇人拦住了我们要猪钱。那时家里只有400块钱，除去简单的发送亡者花销外，我们已经所剩无几。然而，我们还是回家就把钱给了她。那一年，是在伤心的泪水中度过的。以后的好多年也是这样——也许是因为这个，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再对过年产生任何兴趣。
或者是因为“年”留给我的印象不大好，我对年的味道一向不怎么稀罕，过年也一直不曾激起过我怎样的兴趣来。有限的过年喜庆印象多是腊月里村人们娶媳妇嫁闺女的大喇叭，和过年的时候大街上一伙伙串门拜年的男人女人们，以及老太太妇女们手拿香烛到庙里祈福的场面。
父亲在世时，家里一进了腊月就格外谨慎小心。说话有种种的忌讳，做事也要万般小心，怕失了口说错话，怕失了手打破什么东西。种种的讲究，弄得我们走路说话都小心翼翼的，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看得见的父亲和看不见的神灵们。
每到年末，父亲会不断叨叨着“年关近了”。我对年关的概念，也就源于这叨叨声里。小时候，年关临近，欠人的钱就该还了。后来听《白毛女》，知道杨白劳要出门去躲债，顺带也就知道了父亲惊惶于年关的原因。那时我们家因为给母亲治病和盖房而债台高筑。父亲的账本上记着一笔笔欠账，清清楚楚。平时，父亲和我们省吃俭用，能还的都还了。我还记得冬夜里，和他一起去干部家申请困难补助的时候，他紧紧拉着我的手走在冷风阵阵的大街上，路经供销社停下脚步来，让我等着进去买了几颗糖块装进口袋里，说是要给人家的孩子吃。我咽下口水，说自己不喜欢吃甜的。继续和他一起走在冷风里。我陪着父亲走一道街，才到干部的家里。父亲敲门进去，故作无事的聊着闲天，最后才说明来意。其实那家人在父亲进门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来做什么了，也记下了。那两三年里，我家是村子里吃困难补助的重点户。
我们盖房的钱有一部分是贷款。每到年关之前，进了腊月时，大喇叭就要广播通知：欠银行贷款的户该还贷了，实在还不了就把利息清还一下。我听到那个声音就紧张，一边还问父亲，“爹，咱还清贷款了吗？”父亲做出镇定的样子来，说不怕不怕，咱们欠的不多，不是说咱家的。我还是惶惶的，很紧张，总害怕讨债的来我们家催债。父亲说自从家里出事以后，以前的好兄弟好哥们都远了，他也自动疏远了那些朋友们。有个别的肯借钱给他，他总是想方设法尽快还上。但也有实在没办法一下还上的，就必须拖过年关了。而拖过年关，实在是很难捱的。父亲要找借口出去，尤其是晚上，害怕看见债主来家里。债主来的时候，当然多数笑呵呵的，坐下来说着话，不肯提要债的事情，然而也不走，就那么一直坐下去坐到你也不好意思了。也有不笑的，直接把话说明了，父亲必是更尴尬地答道，有了一定记着先还你家。那一天，我听父亲说家里已经一分钱也没了。我知道我家的钱就在炕席下，于是我不相信地掀开破旧的炕席，和父亲在土炕上用眼光四处搜寻，用手到处摸索着，可到底没有找到。我吓哭了——我们家没有钱了，没有钱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我们还欠债呢！可怎么还人家的钱啊！而且我们怎么去买醋打酱油交我们的书费学费啊！
大概主要是这个原因吧，父亲的脸色在腊月里格外难看。他值不值会拿狠狠的眼睛盯着偶有言语差错的我们，弄得我怕怕的，心里极端恐慌——仿佛冥冥中的神灵爷爷们都听见了我的胡言乱语，并且给我记下了罪状似的。
那两年，为了还债，为了盖房子，父亲把地里的出产卖了不少。我家的麦子只留了极少的存粮。到年下的时候，父亲就发明了一种主食——“鸡蛋黄”馒头。所谓的“鸡蛋黄”馒头，就是白面里面包着一团黄色的玉米面。外表看起来也是白面馒头，但其实不是全白面的。我讨厌吃那样的馒头，常常只吃外面的壳，把那“鸡蛋黄”抠出来。父亲看见了也不说什么，只是自己捡起来再吃下去。
有一年进了腊月，眼看快过年了，我家的钱却被偷了。一家人在一起翻来覆去，想来想去，目标锁定在青的身上。青是父亲哥们的孩子，和我们差不多大，据说平时手脚不大干净的。父亲动用了好多的心思和算计，到底还是没有要回来失去的钱——那是我们卖了猪以后用来过年的全部收入。后来过年的钱，不知父亲怎么想法筹来的。拖延了将近两个月，父亲不再追究——他们都已经承认了，可就是拿不出钱来。再坚持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父亲认倒霉，我们虽然很不平，但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后来那个青好久不见，过了一年多她居然再来我家，据说已经和一个男人相好了，也不提偷钱的事情。这件事也就真的不了了之了。那一年的年，也是过得格外闹心。
父亲去世后，我一个人过了好多年。父亲在的时候，过年也就是吃饺子，蒸馒头，蒸包子，炖肉，煎豆腐，买来瓜子儿和糖块，再没有别的，可我们依然觉得很稀罕。到我自己过年的时候，已经有了工作，钱是不缺了，然而过年于我而言仍是关口——不是过债务的关，而是过年龄的关。我长大了，同龄的女孩子都一个个嫁人了。只有我还守着父亲留给我的宅院，守着那棵梧桐那块土地，不肯轻易许人。梧桐越长越高越长越大，而梧桐树期待的凤凰，为什么总不肯过来看看我呢？妗子说，“一年年的大，别再挑了，差不多成个家就行了。”我却总找不到那个“差不多”的人。腊月里迎亲的喇叭声和热闹的鞭炮声每天都飘荡在村子的上空，喜庆的气氛传染的整个村子都无法安静下来。我在自己的家里，假装镇定地看书写字忙活家务，仿佛那一切和我毫无关系。我收拾着家里的旧物，收拾那些留着父亲痕迹的东西。然而我知道我是在固执地等待着那个对的人来。常常会在那样的时候想起来我小的时候父亲打着赶我出去看娶媳妇的场面，我死拧着就是不肯去——我喜欢安静，从小就不喜欢那样热闹的场面。如今，没有父亲逼着我去看热闹了，我尽可以自己在家万事不关心地消磨时光，但这样却也并不是多好玩儿，仿佛生活里少了点什么似的。
一直这么过了好多年。结婚以后，过年的兴味更是淡之又淡。没有小孩子闹着要糖果，没有亲友来往，不放鞭炮不点香烛，过年也就和平常日子一样了，不过是个借以休息的由头。
这几年，年关对我来说不再是过钱关，也不再是过年龄关，而是过回家的关。因为工作单位和家不在一处城市，每到年关，正是单位最忙的时候。单位又只是推崇越慢越好的工作准则。于是，每年的年前工作就成了一个绵延不绝的长期便秘的过程，迟迟不能结束。本地人还好些，家在外地的就格外尴尬——这个时段，小贩们大多回家了，大街上越发冷清，吃住都成了问题，又怎么可能安心耐心平心静气等到年根儿底下呢？大家在各自的小窝里乐享天伦，而我，恍若风里的落叶，飘飘摇摇，似乎总也坠落不到红尘，回不了自己的家。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过年的——和亲人一起，其实喜欢的也不是过年的形式，而是那种祥和温暖充满人情味儿的人间情怀。那时一家人包饺子，一个调馅儿，一个擀皮儿，大家一起包，互助合作，其乐融融。过年的饺子里总要包一个硬币，谁咬到了谁在这新年里会走运的。大年初一的饺子，我们会给家里成员都分发下去——这是母亲传下来的规矩——人过年，鸡啊猪啊还有老鼠们啊，也要过年啊！我们在这一天里要把所有的生灵都当成朋友而非敌人，对它们也像对亲人一样友爱。我可以跟着父亲去长辈家里拜年，虽然不用我磕头，但是喜欢被老人家们拉着手夸一夸，那时仿佛世界真的就是为我而存在的。我由一个不被人注视的孩子成了大人眼里未来的希望。
说着说着，20年一转眼就过完了。今天，只有我一个，在家里包饺子，和好了面，调好了馅儿，擀成了面皮儿，包成了圆圆的饺子，开锅后，煮饺子。煮好，盛一碗献给你——那些年里爱着我的父亲。
（作于农历2013年腊月廿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