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给女王珍妮特·温特森（回忆）

我的大部分生命都是一个赤手空拳的战斗者。越勇猛战斗越会成为赢家。儿时起我就受过打击，所以很早我就学会永远不要哭泣。如果我被整夜拒之门外，我就会坐在门廊等着牛奶工送牛奶，接着喝光整瓶牛奶，只留个空瓶子在门口，然后步行上学。看到空奶瓶的母亲会暴躁如雷。 


那时我们都是徒步办事，因为我们既没有车，也没有坐公车的钱。我每天要步行五英里：每天两公里往返学校，每晚三公里往返教堂（周四除外）。 

我的小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曾经讲述过这些经历。小说发表后，母亲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的字迹有如完美的铜版雕刻。母亲看起来很愤怒，要求我给她回个电话。 



母亲和我好几年都没有见面了。我一直在外面努力地生活，离开牛津大学后就写了《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并且出版。那时我只有二十五岁。我要给母亲打个电话，但是首先要找个电话亭，母亲也需要找个电话亭。我播通了阿克灵顿地区的电话编码，母亲就在电话的那一旁。虽然只听到了母亲的声间，但却能感觉到母亲就出现在我眼前。谁还需要Skype呢？ 

母亲高大、强壮，大约有20英石。穿着长统袜、平底脱鞋、聚酯丝连衣裙，系着一块尼龙头巾。为了看起来漂亮些，她擦过粉，但不涂口红。 

她的影像占据着整个电话亭。她的影像看似比真实的要大，根本不成比例。她就像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准确身量不确定也不准确。她会时而若隐若现，时而轮廓清晰。后来，再后来，我了解了她，她其实很弱小。没有人拾到她的孩子，她生养的孩子仍在她的怀中。但是，那一天，她却表现得非常的愤怒，她说：“订购一本书还需要假名。这是我人生的头一遭。” 

我想解释我希望得到的东西。1985年并不是回忆之年，我也不想写回忆录。我一直试图摆脱人们对女人写作的看法：男作家的作品题材广泛，主题大胆，背景宏大；女作家只写自已的“生活经验”，自已熟知的“小天地”——简·奥斯丁著名的“二寸象牙雕刻般的精致生活”，艾米莉·狄更斯和弗吉尼亚·沃尔芙的家庭生活及内心世界。为什么女人们被环境或人为因素所限制？为什么女人们就不能有文学的追求及对生活的向往？ 

温德森太太不会了解这些。她只知道这位作家有些放荡不羁。她打破清规戒律，又不肯出外工作。在我们家里很多书都是被禁止的，然而我却写了一本这样的书并出版了，而且还 获了奖。站在电话亭另一头的母亲开始谈论她对文学的看法、和我辩论起女权主义。 

听筒里发出刺耳的哗哗声——投币口里需要硬币了——我这样想着，她的声音排山倒海般向我扑来，“为什么你不是我的骄傲呢？”，又一阵列刺耳的哗哗声——投币口还需要投钱——我把自已锁在电话亭里，又一次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我很冷，拿起一张报纸垫在屁股下面，然后身体蜷缩在粗绒呢大衣里。 

我熟悉的那个女人就在我身旁。她惩罚着我。她知道母亲会怎样做。 

房间亮着灯。父亲有时是夜班，母亲会躺在床上，但她不会睡觉，她会整夜读《圣经》。当父亲回来，我会和他一起进屋。父亲什么也不会说，母亲也不开口。把我整夜关在外面好像很正常，从来不和丈夫睡在一个床好像也是理所当然，一切照旧，就如她有两副假牙，她抽屉里有只左轮手枪。 

我们两个然仍站在电话亭里。她说我的成功源于恶魔的作崇，我的摇篮边就站着一只恶魔。她质问我为什么小说用了真名，如果这只是一个故事的话，为什么故事中的主角也叫珍妮特？ 

被收养的孩子本来就是天生天养，我们的生命从一开始就无人问津、充满疑问。我们生命里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故事已经消失，而且，就像子宫中的一颗炸弹，以一种残暴的方式消失。 

一个婴儿的生命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只有某些故事——我们如何生活和我们对生活的描述——才能让我们了解世界。但是被收养的孩子只有等到故事开始才姗姗而迟地来到这个世界，这就像读着缺少前几页的一本书，就像突然降临到已经拉开帷幕的舞台。缺失的感觉永远会伴随着你，而且这种缺失感不能也不应该离你而去，因为生命确实缺少了某些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了作家，但是我也不会说这是“命定”的事实，这也不是故意或有意的选择。要逃避温特森太太已经织好经纬的故事梗概就需要有我自已的故事大纲。 

在兰开斯特郡的阿克灵顿有一幢连排房，我们管这样的房子叫“楼上楼下两间房”，因为楼上和楼下分别有两个房间。父母和我就在这儿生活了十六年。我会讲述我这个版本的故事——既真实又编造，既准确又模糊，还时常摇曳在时间的隧道里。我会让自已成为主角，我就是海难故事中的主角：我被翻滚的巨浪卷到“人类”居住的海岸上，我发现不是人人都“人性”，也不是人人都友好。 

回想创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最让我伤心的是，我只能讲述勉强让我接受的故事。其它的遭遇痛彻心扉，令我不忍回忆。 

我总是被问道，《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哪一个故事是真实的，哪一个是虚构的。我是否在殡仪馆工作过？我开过冷藏车吗？我是否有过一顶福音帐篷？温特森太太真的制作了一台民用无线电广波？她真的用弹弓吓住了好色之徒？ 

我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我可以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照顾小珍妮特的爱丽莎，就像是为珍妮特提供保护，免受母亲伤害的一堵墙。 

我在小说中描写她，是因为我不能让她离开我，我描写她是因为我真的希望真的有个人像她一样照顾我。一个孤独无助的小孩子会创造出她心中的那个朋友，因为我的生活中根本就没有爱丽莎，根本没有人像爱丽莎。我比想像中还有孤独。 

每一个人的真实世界都很复杂。作家遗漏的语言和他已经诉说的言语一样多。文字的留白处是什么？摄影师为照片镶框，作家为读者勾勒世界。 

温特森太太拒绝我在小说中记述的事实，没有写进小说中的故事却是另一个无言的双胞胎。我还有很多故事要说，然而那些故事是我的痛处。讲故事就是补偿我的一种方式。这个世界不公平、不公正、不明了、不受控制。温特森太太宁愿选择沉默。 

我需要文字的倾诉，因为不快乐的家庭要求家庭成员集体保持沉默。打破沉默的那个人永远不被原谅。他或她应该学会宽恕。 

1959年我生于曼彻斯特，大约六周或六个月时我被人从曼彻斯特抱到阿克灵顿。我的一切结束了，我再也不是那个女人的孩子。她走了。我也走了。我被人收养了：1960年1月21日，工人乔治·威廉姆·温特森和文书员康斯坦丁·温特森需要一个孩子，然后我就被他们带到了兰开郡阿克灵顿水街200号的家中。1947年，他们花了200英傍买下了这幢房子。在20世纪最冷的那个冬季，雪下得极大，积雪可以没到窗台，人们需要用手推开门。战争结束了，父亲退伍并尽着最大的努力生活，她的妻子把婚戒扔到了垃圾桶里，拒绝一切夫妻生活。 

他们在找到耶稣前会喝一点酒，他们还会抽烟。我想母亲再那个时侯并不是很压抑。经过一次帐篷远征后，他们就成了五旬节福音派基督徒。从此他们拒绝饮酒（除了新年会喝点樱桃白兰地），父亲会用忍冬菜换些马球薄荷糖嚼着吃。母亲仍然吸烟，因为她说吸烟可以减肥，但是她会偷偷吸烟，还要用手提包里的喷雾保持空气清新。没有人会认为手提包里放着一瓶喷雾是奇怪的事儿。 

她坚信上帝可以帮她找到自已的孩子，如果上帝真的能帮助人们受孕，那么性爱就可以被上帝从日常生活中删除。我不知道父亲对这事儿怎么看，但是温德森太太总会说，“他和其他男人不一样 …” 

每周五父亲会递给母亲自已的工资袋，然后母亲会还给父亲三包马球薄荷糖。她说“这就是他的乐趣 …”可怜的父亲。父亲72岁再婚时，比他小10岁、会找乐子的妻子莉莲告诉我，她每天晚上就像和一根“烧红了的火棍”睡觉。 

直到我两岁时，我还总是哭闹。对母亲来说，这是很明显的证据，我被“恶魔”附体了。儿童心理学并没有来到阿克灵顿，威尼考特（Winnicott）等人的重要学术论著表明，早期和爱的对象——母体的分离会对婴儿造成创作。但是母亲却认为哭叫的婴儿不会伤心，她就是恶魔的孩子。 

母亲的这种想法给了我一种很奇怪的力量，也使我很脆弱。我想我的新父母被我吓到了。 

婴儿是有些让人害怕——原使的暴君，身体是它唯一的领土。我的新母亲总是和人的身体过不去——她自已的、我父亲的、他们两人的，再加上我的。她用肉体和衣服把身体包裹起来，她战战兢兢地用尼古丁和耶稣的混和物压抑着欲望，她吞服过使人呕吐的重度泻药，然后她又把身体交给了医生，给她灌肠、安装骨盆环。突然，没有任何准备，她只剩下了一副躯壳。令人打嗝、做呕、蔓延开来的残渣充斥着整个房间，生活如此粗鄙。 

我被收养时母亲37岁，父亲40岁，已经结婚15年。在当下，这种情况很正常，但是在早婚早育的上世纪六十年代，这种家庭却不正常。 

他们的婚姻很传统，父亲从来不煮饭，我被收养后，母亲就再也没有出去工作过。这对她来说并不是好事，她从自我封闭的自然状态变成了陷入绝境的抑郁主妇。我和母亲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为很多事儿，但是最终“战争”的焦点就是快乐和不快乐之间的选择题。 

我时常感到极端的愤怒和绝望。孤独更是每天与我同行，尽管我过去和现在同样热爱生活。心烦意乱时，我会在来到奔宁山脉脚下闲逛——一整天时间，只带一块三明治和一瓶牛奶。被关在外面，或被锁在煤棚时，我会编写我自已的故事，完全忘记寒冷和黑暗。 

在我们的房间里只有6本书，其中一本是《圣经》，两本圣经评论。我的母亲是个暴躁、喜欢评论时事的人，她知道暴乱或煽动性言论会被印刷品点燃。我们的家庭要非常虔诚地信奉上帝，母亲也绝不允许我们被世俗世界影响。 

我问母亲为什么我们不能读其它书，她说“只有你读了那本书，你才知道里面的内容是什么，这就是书的可怕之处。但这时为时已晚，后悔都来不及。”然后我会想“我会后悔什么？” 

我只能开始偷偷地读书。每次打开书时，我都会想这本书是否会令我后悔；一副药剂是否会永远地改变我自已，就像爱丽斯瓶中的神奇饮品，就像《化身博士》中海德尔先生和基尔医生的古怪药水，就像神秘的液体可以注定崔斯坦和伊索德的命运。 

成长的确很艰难。奇怪的是，即使我们停止了身体的成长，我们心灵的成长还在继续。我们的情感有时扩张，有时缩小，就像我们身体的某些部分需要发育，某些部分必须丧失功能。我们时时都在变化；我们的大小有时并不能和世界相契合。 

我时而气愤之极，暴戾之气可以充满整个屋子。我时而绝望之极，要躲藏在椅子底下防止被践踏，就像侏儒大拇指汤姆。温特森太太在她的世界里太大了。她阴郁、尴尬地蹲在低矮的架子上，不断变大，足有300英尺长，像一座铁塔耸立在我们面前。然后，这样做没有什么效果，而且非常多余，反倒有损家庭，她又缩了回去，最终她失败了。 

在我的小说《Sexing the Cherry 》（1989）中，我创造了一个人物叫做“狗妇”，她是一个巨人，住在泰吾士河河边儿，她长得太大，吃了不少苦。她是我对母亲的另一种解读。 

我只有六本书 …母亲不允许我有其它的书。她从没想过我会跳入书的世界，因为我需要保护自己。 

每周温特森太太都会派我来到阿克灵顿公共图书馆收集有关神秘谋杀的资料。是的，她这样做看起来矛盾，但是人人都有这种时刻。她喜欢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和埃勒里·奎因（Ellery Queen）两位作家的侦探推理小说。有时我会挑战她，用有节奏的、幽灵般的语调说“只有你读了那本书，你才知道里面的内容是什么，这就是书的可怕之处。但这时为时已晚，后悔都来不及，”她回答说，如果你知道人终有一死，你就不会奇怪了。 

我只允许阅读国王、女王、历史等非小说书籍。她从来不允许我看小说，因为小说会使你陷入危险境地… 

阿克灵顿公共图书馆完全是石头建筑，那个年代人们崇尚自力更生，直到1908年才在卡耐基基金会的帮助下正式开馆。建筑外面是莎士比亚、弥尔顿、乔叟和旦丁的头像雕刻，里面是新艺术风格的装饰砖和巨大的彩色玻璃窗，上面镶着几个大字：知识就是力量。 

图书馆藏包括所有英语精典文学，还有一些书籍会让我惊喜，如葛楚·史坦因(Gertrude Stein)的作品。我那时并不知道要读什么书、从哪一本开始读起，所以我就以作家姓氏的字母顺序读起。谢天谢地简·奥斯丁的名字是以字母“A”开头…我家中的六本书中也有一本给了我惊喜， 作家托马斯·马洛里（Thomas Mallory）的《亚瑟王之死》。这本书插图精美，原属于受过教育、桀骜不训的舅舅的所有，所以母亲就保留下了这本书。 

亚瑟王、圆桌会议骑士兰斯洛特和他的情人格温娜维尔、术师默林、亚瑟王的宫殿卡米洛特和圣杯的故事慢慢驶入我的心灵港湾，我感觉自已的身体好像缺少一些化学分子。我用一生来寻找圣杯的故事：失去、忠诚、失败、认同、重生。我时常掩书思索，寻找圣杯，奔跑在珀西瓦尔寻找圣杯之地，某天圣杯突然闪现，但是当他不再追问关键问题时，圣杯又消失的无影踪。珀西瓦尔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奔走在林间、草原寻找曾经出现在他眼前、貌似伸手即得的圣杯。 

后来，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我会感觉到迷失，甚至偏离了没有辨明的——希望，珀西瓦尔的故事给予我的希望。你可能还有第二次的机会 … 事实上，你不止有第二次的机会。经历了五十的时光与历练，我现在知道了，寻找、丢失，遗忘、铭记，离去、返回从不会停息。我爱骑士兰斯洛特的故事，因为这是一个永远长存、不求回报的爱的故事。是的，故事都是危险的，母亲是正确的。书就是一扇门。读书令你打开了这扇门。你已经踏进了门里。你会回来吗？ 

十六岁时我打破了一个禁忌，一个比偷读禁书更大的禁忌，从此母亲想永远地把我赶出家门。这个禁忌就是不需要性，还要保持灵魂“纯洁”。我既害怕又痛苦。我还记得来到图书馆为母亲收集推理小说，其中一本就是艾略特（TS Eliot）的《教堂里的谋杀（Murder in the Cathedral ）》，她认为这是一本有关下流修道士的谋杀故事——她喜欢贬低教皇的故事。 

这本书的内容并不多，翻看了几页，以格律诗形式写成。我那时完全没听说过艾略特，以为和英国女作家乔治亚·艾略特有什么联系。图书管理员告诉我他是美国诗人，曾大部时间生活在英国，在1965年去世，获得过诺贝尔奖。 

我从未读过诗歌，我的目标是阅读英语文学散文书目A-Z。当我阅读这首诗时，我的感觉完全不同“这个瞬间/同样知晓那个时刻/痛苦交织的快乐突然间穿透了你。” 

我哭了起来。读者和图书管理员责备了我，那时人们不允许偷偷溜进图书馆，更不用说在人前掩面哭泣了。我捧着书来到外面，坐在台阶上，英伦三岛的北风依旧刮着，我开始阅读这部不熟悉但是很精彩的戏剧。那一天，所有挫折好像都可以接受，生活在一个不如意的家庭也可以不去计较，家庭的失败并不完全是我的错。 

我不了解性和性欲，我很混乱，一些实际的生活问题，如在哪睡觉、在哪里吃饭、如何取得最好的成绩也令我感到不安。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但是这次艾略特给了我帮助。如果某人说，诗歌是奢侈品、是可有可无的、是为受教育的中产阶级准备的，或诗歌没有太大意义不应该在学校阅读，或有关诗歌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的其它愚蠢论调，我会想这个人的生活一定很平静，没有什么惊涛骇浪。 

周六我会在超市工作，周四或周五，我会休息。我赚来的钱会全部买书，然后把它们藏在床垫里面，那种单人、标准的床垫的百分之七十二都可以用来放置东西。日积月累，就像童话中豌豆公主，我的床铺一点点儿地升高，几乎要远离地板，碰到了天花板。我母亲很多疑，却并没有怀疑我，她以为我喜欢拔地而起的感觉。 

一天她来到我的房间，看到了书的一角从床垫里露出了来。她把书抽了出来，然后用手电筒照了照——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真是不幸的选择。温特森太太认为劳伦斯是撒旦，是个色情作家，接着她把书从窗户扔了出去。最后她开始检查我的床垫，然后一本接着一本地把书从窗户扔到了后院，这时我从床上滚了下来，我又开始抓住我的书，试图把它们藏起来。我的狗吓得跟着书跑到了后院，父亲穿着睡裤毫不办法地只能站在原地。 

随后母亲找来了在浴室取暖用的石腊火炉，来到院子里，把书塞进炉膛，浇上石腊，然后点然了火炉。我看着熊熊燃起的火苗，回忆着寒冷的一月份那个异常温暖、明亮的夜晚。我曾经把这些视为珍宝的书用塑料打包装好，现在却成了一缕青烟。 

早晨我看到过道和院子里满是纸屑和碎片，就像一幅拼图。我从废墟里收集了一些断简残篇。艾略特的诗怎么写得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