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站在社會邊緣

    六月初高行健在臺灣師大以「跨越」題為講了三十分鈡的話，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身體一向孱弱，三十分鈡於他而言，已往顯得太長了。

    他的力作《靈山》是在十年前讀的，那時只覺得他的文字有一種冷峻的味道，像一個蒼白的人影在蒼白的月色下幽浮，吐出蒼白的輕烟稍縱即逝……他的作品是要反覆重讀的，方能由模糊至清晰，領略故事在時間与空间里跳躍的美，他文字中深刻的思想才浮現出來。

    和中國大陸与海外的華文作家不一樣的是，高行健在二零零零年某日一覺醒來，得了個諾貝爾文学獎，却一直沒有高調露面、標榜推銷自己，他仍然和他的文字一樣，飄浮在法國某處僻靜的角落，用他自己的話來形容，就是「在社會邊緣，用清醒的心觀世界。」

    在此次台灣行中，他再次闡述了這個觀點。所謂社會邊緣，就是遠離意識形態与政治紛爭，遠離酬酢交際的人際网絡在文學和艺術的創作中自我救贖，保持精神獨立。高行健把文學創作定義為個人生存對社會的一種挑戰，誠然微不足道，畢竟是一種姿態。

    作家首先要使自己處在自由，這個自由不僅是指發表作品的自由，而是思想的自由、不受世俗羈絆的自由。可能很多人都這么說，以為自己一筆在手，我寫我心，這不是自由又是甚麼？！至於內心所受的束縛、靈魂所受的桎梏，很多人是不自覺也不自察的。

    「人事實上往往生活在他人的陰影里」高行健如是說，所以他的經驗是盡量拉開距離，在更多的參照下，自行清理中國文化的正面与負面，了結所謂鄉愁，完成从對中國文化源起的思考直至對中國現實社會的感受這一過程，只有从以上這些都解脫出來之後，一個華文作家才能不靠變賣祖宗遺產過日子，即使身處商業社会的利欲誘惑之中，意識形態的權錢交易之中，也能保持迢迢的距離，清醒冷靜地觀省，不喜不悲地創作，而這種創作又必須是「獨創与不重复」的。

    在經歷了整整一甲子的折騰之後，目前仍使用中文寫作的作家，基本分成中國國內与海外两大群體，前者居於龐大體制的庇護支撐，享有優渥待遇与文學評論、出版暢銷、媒體哄抬、粉絲追捧的優勢，但這并不意味著其文學上的真正定位，也不代表作品的思想性与藝術價值已經達到某種高度。

    我所看到的反而是這些所謂「大師」、「名家」在作品中表露出來的媚骨俗氣，思想平庸与的浮躁淺陋。

    海外華文文學其實也在向不同方向發展，一部份向中國大陸文學靠攏，擎起愛國与民族主義大旗，鼓吹歌頌之﹔一部份為避免政治紛爭走向純文學，或倒退向唐宋古風，或寫世間情怨、口腹之誤﹔一部份以揭露批判大陸歷史与現實為己任，緊繃抗爭之弦﹔另一部份則以僑居國生活為創作題材，寫東西方文化在揉合過程中的沖突与互動。目下這幾個不同的部份均未能有任何一部成為海外華文創作的主流。

    高行健在談及華文文學前景時指出，華文寫作已如同英語文學一樣，成為普遍的國際文學現象。他認為當今華文文學還有可看性的恰恰正是那些「不怎麼革命的作品」，而后現代主義的作品「為新而新」，盡管為商品化市場所接納，也變成空洞僵死的原則，失去了對社會的挑戰性。

    而對「是民族的就是好的」這一觀念，高行健則清醒地認為「民族性對藝術家恰恰是一个陷阱，也是個政治陷阱」。因為藝術家「追求民族認同，往往会抹煞或銷蝕藝術家個人的創作特性」。

    一個華文作家究竟應該怎麽去寫呢，高行健建議丟掉種種意識形態，也不必構建新的意識形態，沒有主義，一身輕松，為此，他提出了「冷文學」這一新概念。

    以我個人的寫作經驗，十分贊同這一個「冷」字。冷眼向洋着世界，冷靜自觀，只有不再頭腦發熱，不再心浮氣躁，耐得住寂寞，不圖名利無求恩賜，要具备孤島獨處的心境，才能寫出好東西來。

    文學的創作，形同一位作者以千百個漢字為磚石，逐片逐塊砌成塔樓，他不須要掌聲与贊美，只須要耐力与苦心，粘合磚石使之堅不可摧的是文學的精神心血，使塔樓充滿靈性光輝的是人性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