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民族钢梁是怎样炼成的(转贴辑钞)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2-01-02 02:10:54 / 个人分类:讀者文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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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雪 发布于2012-01-02 02: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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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千千万万中国人被迫离开家乡,流浪到关内,爱国歌曲《松花江上》就是反映流浪到关内的民众的痛苦心声的。日本的赤裸裸侵略行径,不仅全中国人民义愤填膺,也被国际社会一致谴责,当时由43国组成的“国联”中的42个国家,表决承认中国拥有满洲主权,只有日本反对,日本不得不退出国联。
然而,鲁迅对日本的这种野蛮侵略居然不写一字予以谴责。
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炮轰上海,日本浪人、民兵在上海大肆杀人放火,日本浪人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000多册,全国最为齐备的各种志记2600多种,共25000册,全部烧毁,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一夜消失,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从此绝迹,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剧之一。(注,文化人的命根子就这样被毁于鲁迅的庇护贼手上。)
我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上海文化界一致声援抗日,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到前线慰劳英勇的十九军。
宋庆龄亲自上街头鼓励中国将士。战火殃及鲁迅居住的虹口区。那么,鲁迅在干什么?
他非但没有同仇敌忾,抗议日本侵略,反而全家躲到日本间谍内山完造的书店里,由内山完造安排躲避战火长达一个半月。
<国民有难,狎妓作乐>
在躲避战火期间,鲁迅还狎妓作乐,并兴致勃勃记在日记里:
“青莲阁邀妓来坐,与以一元”,(鲁迅日记1932年2月16日)。
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说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人杀害,其他中国人在围观,他为中国人的麻木感到悲哀,因此,要用文字来唤醒中国人。现在,就在眼皮底下日本鬼子正在满街大肆屠杀同胞,耳边日本大炮日夜轰鸣,家园被摧毁,文明遭焚毁,可是,鲁迅连一句谴责的话都没有,竟然能那么麻木?他怎么不去唤醒民众啦?国难当头,没胆量上前线劳军,躲到老家绍兴去也成呀,却一头钻进敌国间谍侨的怀抱,半点嫌疑都不避,其“光明磊落”真非常人所及。
不过,鲁迅并没麻木,他出头来行动了,他放冷箭了,只不过不是射向日本鬼子,而是本国的将士。
鲁迅在《伪自由书》里谈“一二八”事件时,说到: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讽刺文笔确实辛辣,但是,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淞沪抗战期间,我三个航空队共25架飞机进驻上海真如机场,战况十分激烈,多次击落击伤敌机。进驻真如第一天,新婚即上前线的副队长黄毓铨不幸牺牲,是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名飞行员。此后,中日连日展开多次空战,日军皆有证实。中国飞行员赵甫明等殉国或负伤,参战各机无一不伤。
飞行员斗志昂扬,每有飞行员受伤,返场后立即有其他飞行员抢飞机上天作战。撤退到杭州后更发生震惊中外的笕桥空战。
我空军第二队司令石帮藩冒死登机突入敌机集群血战,激战中两架日机被击落,石自己也被打断一臂,带伤降落。此后石成为空军高级指挥官,人称“独臂将军”。
广东空军参战也确有其事。当时广东空军中一混合机队北上参战,共10人,6架。2月10日从广州飞上海参战,指挥官丁纪徐性如烈火。2月26日,日军空袭杭州空军基地,丁纪徐的座机当时正在维护,当即持枪从中央空军的飞行员手里抢了一架飞机上天迎战,斗志可见一斑。对这些战斗上海各报刊也多有报道,海内外反响也十分强烈,鲁迅不可能视而不见吧?
自己躲在敌人间谍保护伞底下寻欢作乐,却造谣我英勇抗击的空军将士,做人怎么能如此呢?
以后,在当年的11月30日,鲁迅在北京《世界日报》发表“今春的两种感想”一文,此文是是他于11月22日在北平辅仁大学关于“一二八”事变的讲演稿。 文中这样说道:
“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事变(震惊中外的九一八和一二九的事件,鲁迅就这样轻描淡写),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
鲁迅又讲到,亲遇见许多被日本兵“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是由来已久了,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
还说,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成员多有徽章或照片,也不当一回事,而一旦被日军发现,就难免被杀。
“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注,呜呼哀哉!杀人犯是太认真才随意杀人放火的,而我们的被杀只不过是倒霉的,是因为我们的不认真……什么道理?)
接着,对中国下结论:“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
话锋一转,又骂中国go-vern-ment了:
“还有感到的一点是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 ….。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还好,如在上海则一讲社会问题,那就非出毛病不可,这是有验的灵药,常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了。”
“上海的事又要一年了,大家好似早已忘掉了,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不过忘只好忘,全记起来恐怕脑中也放不下。倘使只记着这些,其他事也没工夫记起了。”
这就是鲁迅对北京青年学生介绍的一二八事变,这确实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
“九一八事变”震惊全球,世界各大媒体大幅报道,国联连续开会,他居然说,“详情我一点不知道”。而对于打得十分惨烈的“一二九”,他说,“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并且,连“九一八”、“一二八”这样的名称都不敢提。鲁迅避而不谈日本兵满街大肆烧杀抢掠,却只说许多中国青年被日本兵抓了后,就下落不明了,接着话锋一转说,在中国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所以,这样的事并不稀奇。而日本人杀中国人,并不是日本人太残酷,只不过是脾气不同,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倒霉是必然的。看来死了活该,谁叫你不认真的。面对同胞被屠杀,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鲁迅另外还说过: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日本人会杀中国人,中国go-vern-ment也杀中国人。日本人杀中国人是中国人不认真,而“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
其结论不就是,还不如让日本人来杀的好吗!他还告诫北京的学生,眼光不能放得太大,把上海的事全忘了,打牌跳舞去吧。 他不是在明目张胆的企图麻痹听众吗?
这样的一番话,简直让人怀疑是不是出自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的。汉奸有两类,一类是,直接出面为皇军效劳屠杀同胞,另一类是搅乱自己的内部阵营。后一 类比前一类更阴险更危险,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当时中国的形势是非常危急的。
从实力来讲,当时日本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往往是中国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只要看一下航空母舰就知道了,日本在二战中已经拥有十艘左右的航母,而我们中国到70年后的2010年还没有一艘航母下水。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我们的武装力量是非常单薄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可是,大刀片子真能砍得了坦克的装甲吗?中国的形势已经危急到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万众一心”,“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奋力抵抗日本的侵略。那时候,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日本帝国主义继1932年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件后,1933年又占领热河,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控制察哈尔,指使汉奸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制造第二个满洲。 要把包括北平在内的广大土地从中国领土抢夺出去。12月9日,北平北平爆发“一二九”的规模抗议运动。
面对日本侵略形势十分严峻形势,左翼领导人之一的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作家都站在民族统一战线上,宣传国防文化、国防文学、国防戏剧、国防音乐等等,反抗日本侵略。
然而,鲁迅却大不以为然,说是向统治阶级投降,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针锋相对,猛烈攻击周扬等人。
1936年,夏衍发表话剧《赛金花》,赞扬赛金花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保护老百姓的事迹。鲁迅讽刺夏衍道:“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娘娘了。”诬蔑国防文学。
赛金花原本是苏州的花魁,被苏州状元洪钧纳为妾,后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西欧,洪钧去世后,以开设高级妓院为生。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赛金花利用原来在欧洲认识联军司令瓦德西的关系,保护了一部分居民免遭联军迫害。此时,赛金花已是半老徐娘,瓦德西作为一名重视名声的普鲁士老式军官,也不至于与她有暧昧情事。赛金花也说过,自己并没有与瓦德西睡过,作为一名妓 女出身的人,对这种事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其实,妓 女很多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卖身,但是,许多有气节的妓 女,卖身却不卖灵魂。例如,李香君、柳如是等等。抗战期间,许多妓 女还将菲薄的一点钱捐出来,支持抗战。她们的精神境界要比那些卖身投靠,出卖灵魂的人不知要高出多少来。一个民族要灭亡另一个民族,一个极为重要的手段是宣传攻势,包括:灭对方的志气、涣散对方军心、麻痹对方战斗意志、挑拨对方的团结,当然还要宣传自己的大大了不起。鲁迅似乎都配合得天衣无缝。
1936年,鲁迅56岁时病重,期间一直由请内山完造安排的日本须藤医生治疗。10月17日,出访日本人鹿地亘及内山完造,18日病危,19日晨5时25分去世。去世前两天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还外出访问两个日本人!
然而,鲁迅之死本身却是疑窦重重。鲁迅之子周海婴在其2006年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到,他叔父周建人和母亲许广平回忆说,须藤犯了许多有三十年从医经历不相符的不可思议的低级“错误”,其诊断与美国医生的诊断完全不符,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如果按照美国医生的方案,鲁迅至少还能活十年。然而,鲁迅还是选择了须藤。更为神秘的是,须藤在最后抢救时刻,一反惯例,将眷属都支出病房,以至于鲁迅去世时,只有他一个人在现场。
周建人还提到,在此之前,鲁迅非常着急要离开虹口搬到法租界去,而且,只要周建人认为合适就行,他自己不再选择,搬家的理由他沒有讲。但是,最后終于沒有搬成。鲁迅是不是感到了某种威胁呢?周海婴认为,鲁迅很可能是被日本间谍杀害的。
那么,日本间谍为什么要杀害鲁迅呢?是因为他与美国医生等美国人联系上了,是他的爱国良心醒悟了,还是干脆因为他知道得太多需要灭口?恐怕永远是个谜。如果鲁迅真是死于日本间谍之手,那么,其下场确实是很可悲的。
可是,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如果早在1927年选择住进法租界,这些事也许就不会发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到1936年还想逃出魔掌,为时晚矣。
[ 本帖最后由 阿雪 于 2012-1-2 03:14 编辑 ]
- 阿雪 发布于2012-01-02 03: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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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对鲁迅的性格和心理状态的分析>
鲁迅去世前,留下了七条“遗言”。其中,第一条称,“坚拒世人的物质恩惠”,关于这一点,鲁迅自己生前完全没去做。
第四条是“彻底否认夫妻情感”,这方面从其对发妻朱安的行为来看,他完全够格。
第六条,“彻底否认关于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道德元素”和第七条的“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则是鲁迅仇恨哲学的高度总结,鲁迅也确实终身不渝,甚至临死前还宣称,“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仇恨的根源来自他自己心中的无比黑暗。
他在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中就承认: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
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会对每个人以后一生的性格形成,经常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对鲁迅的心理和性格的形成,还必须从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开始。
对孩子来说,家庭是他们的保护伞,是他们成长的庇护所。即使家庭比较清贫,但只要是健全的,也是孩子们的天堂。而父亲在家庭里,又对孩子们的心理成长起到极为关键的两大作用:
首先,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父亲是家庭的保护者,有父亲的保护,孩子就有了安全感,也有了自信心;其次,父亲又是孩子们的表率和崇敬对象,孩子从父亲那里,培养了对权威的尊敬和服从,也学会了义无反顾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即使是十分清贫的家庭,父亲的这个角色也是不可替代的。
然而,对于那些有犯罪入狱的父亲的家庭来说,这一切都不存在。这样的家庭常被称为问题家庭,孩子也往往可能成为问题孩子。
这些家庭的孩子往往会认为,家庭不是他们的天堂,而是造成他们苦难和遭歧视的根本原因。他们会不自觉的认为是家庭和亲人欺骗了他们,连亲人都会欺骗自己,世界上的其他人更会欺骗他们了,因此,他们常常十分孤僻、自我封闭,对周围的一切有强烈的猜忌心。他们的人性是被扭曲的,眼前一片漆黑,对社会充满了仇恨。
他们内心没有可崇敬的对象,也无法培养起相应的责任感,导致他们蔑视社会上的一切崇高价值观,对圣者和道德箴言不惜一顾,认为都是骗人的。
他们心中没有保护神,十分缺乏安全感,因此会变得十分懦怯。又因为孤立,渴望得到保护,于是,他们崇拜拥有强大暴力手段的强者。梦想依靠强者的力量保护自己,并实现对社会报复。
鲁迅出身的家庭恰恰也是这样的情况。与一般的问题家庭略为不同的是,鲁迅在13岁前,曾经有过比周围多数人较富裕的生活。强大的落差,让他比一般问题家庭的孩子有更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情感。他作品中的阿Q 口头上常挂着的,“我家祖上比他们阔多了”,恐怕也是他少年时期的内心的一种流露。鲁迅青少年时期这段经历,对其一生扭曲性格形成和对社会仇视的心理有重大影响。他在《呐喊自序》一文中说: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鲁迅内心充满了猜忌,他的《狂人日记》中、狂人怀疑周围的一切人都在吃人,都要来吃自己。他在《纪念刘和珍君》的一文中,讲自己从来都认为中国人是具有“最坏的恶意的”,正反映了他的强烈的猜忌心理。
他家的科场舞弊为传统道德观所不容,孝道又使他不得不一次次走出家门去当铺和药店,饱受别人歧视,又无法躲避。让他心中充满了怨恨,这种怨恨的滋长,让他对整个社会和传统道德充满了仇恨。
于是,他咒骂社会,咒骂传统道德。
但是,他又是十分懦怯的。这种懦怯使他一生中,先后四次错过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第一次,在传统的压力下,他退缩了,接受了强加于他的婚姻;
第二次,在学医成绩不理想时,他没有鼓足勇气锲而不舍,而是打起了退堂鼓;
第三次,他没有勇气参加日本的革命party人的活动。最近有材料披露,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蹈海自杀抗议。翌日,留学生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但是鲁迅的态度是畏缩的,秋瑾气愤得拔刀喝道:
“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第四次,他没有勇气参加广州的革命活动。
由于他的临阵退缩,造成他无论是婚姻家庭、学术事业和政治前程都无法理想。
除了少年时期的缺乏安全感外,他的身体十分孱弱,肉体上的软弱,会在精神上更幻想强者的保护。
他之所以没参加革命party的一个很大原因是,虽然知道革命party人事业的正义性,但是,当时的革命party并不强大,他希望攀附的是有强大武力的“强者”。
在这方面,他与尼采十分相像。尼采早年丧父,体格一直孱弱,于是,把精神寄托到强者——超人身上。尼采彻底否定传统道德,崇尚武力,他说,“什么叫‘善’?所有增加人的强力感,强力意志和强力本身就是善。什么叫‘恶’源于弱的一切都是恶。”
鲁迅在尼采的强者理论中找到了共鸣声,到处大肆宣扬尼采。当时有人甚至把他称作是中国的尼采。
尼采十分崇拜拿破仑,他说,他那个世纪里差不多一切远大希望都来自拿破仑。在他眼里,拿破仑大大的了不起,林肯则肯定是下贱的。
既然,尼采作为一个德国人可以狂热崇拜法国人拿破仑。那么,为什么鲁迅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崇拜日本人呢?与尼采相比,鲁迅是幸运的。尼采一辈子没找到保护自己的“强者”,最后发了疯。但是,鲁迅找到了可以保护自己的强者——日本人,于是,急不及待的投靠他们。背靠了日本帝国主义这棵大树,他就可以大肆发泄心中的怨恨,放胆向祖国和同胞泼脏水。
应该说,祖国对待鲁迅是不薄的。
根据《鲁迅日记》,鲁迅在北洋go-vern-ment担任公务员时,虽然官位不高,但是,收入还是颇丰的,基本上月薪收入能保证在200元银洋以上,后来又到北京八所学校兼课,长达六年,讲课费每月60大洋左右。……除此之外,鲁迅还有高额的稿费收入。足以让他可以轻而易举在北京购买四合院和上海购买石库门房子了。
有人根据《鲁迅日记》的记录推算,鲁迅二十多年的总收入,折合今天人民币大约有480万元左右。平均每月收入高达2万多元,远远高出2010年的高校教授们的收入水平,更是解放初期教授们收入的上百倍!
然而,他却以怨报德,把国家和人民说得一无是处,中国的前途只有灭亡一途:坟!
其实,当时的go-vern-ment对他是相当宽厚的,允许他的那些污蔑本民族的话发表,放到今天任何一个法制国家,这些话都会认为是种族歧视,轻则遭人鄙视,重则要吃官司。
虽然问题家庭会有可能产生问题孩子,但是,并不是每个问题家庭都会产生问题孩子,很多这样出身的孩子还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对社会做出贡献和回报。
应该说,鲁迅是有一定才华的人,其用笔之凝练确有独到之功力,尤其是挖苦和讽刺方面,更有绍兴师爷刀笔吏之锋利。可惜的是,他的仇恨心理伴随他终生,始终以扭曲的目光看待中国。
那么,那个时代的中国的精神面貌究竟是如何呢?我们再举出当时另一位见证人——赛珍珠。美国人赛珍珠自小就在中国长大,她说,“当我生活在中国人民当中的时候,是中国人民给了我最大的愉快和兴趣。”
1930年,她以中国生活的经历和见闻写成长篇小说《大地》,因此而赢得了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在授奖仪式中,她充满激情的谈到中国:
“如果我也不以我本人的完全非官方的方式谈到中国的人民,我就不是真正的我自己,因为多年以来他们的生活也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一定永远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祖国的精神以及我的抚育之国——中国的精神,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但尤其在我们对自由的共同热爱相类似,而且今天尤其如此,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现在中国的整个存在正进行着一切斗争中最为伟大的斗争,亦即力争取自由的斗争。我现在对中国的敬仰胜似以往任何时候,因为我看见她空前团结,与威胁着她的自由的敌人进行着斗争。由于有着这种为自由而奋斗的决心,而这在一种极其深刻的意义上又是她的天性中的根本性质,因而我知道她是不可征服的。”
是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她的精神是伟大的,任何人的诋毁和诬蔑都伤害不了她!八年抗战的伟大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
- 阿雪 发布于2012-01-02 04: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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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家庭赐给鲁迅的文学烙印>
仇华恋日情结的产生
鲁迅在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周姓,名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
祖父周福清原为清廷七品官,家境尚属殷实。然而,鲁迅13岁时,周福清因儿子周用吉(鲁迅和周作人之父)多次乡试未能中举,因而,谋图贿赂考官。事发,被捕入狱,判斩监侯,等候处决,侥幸三次未被抽中执行,改为 “牢固监侯”(无期徒刑)。
鲁迅的父亲周用吉,也被牵连入狱,释放后,染病不起,于鲁迅16岁时病故。四年后,周福清逢大赦获释。
周家遭此大变,彻底破落。受到的打击远不止于物质条件,贫穷自然会遭到嫌贫爱富的人的冷眼,犯下杀头大罪也使许多人避之不及。
但是,世人的鄙视远非都源自势利眼,科场舞弊之卑鄙无耻,也是清流知识分子所不齿的。因此,鲁迅及家族在社会上从此抬不起头来。
鲁迅青少年时期这段经历,对其一生扭曲性格之形成和对社会仇视的心理有重大影响。
1898年,鲁迅18岁时,离家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学习。1902年22岁时,赴日本留学,24岁时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鲁迅出于内心的仇视,看不起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讥讽中国留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文中还讽刺留学生忙着“学跳舞”。
仙台医专远不是一所知名学校,地处偏僻。鲁迅选中的原因,可能如他在《藤野先生》所说,“还没有中国的学生。”其弟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也说,“但是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
虽说,留学生中也有不肖之徒,但是,当时赴日留学生中集中了很多如邹容、陈天华、秋瑾、徐锡麟等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精英和杰出人才。正由于留日学生们的坚决拥护,孙中山、黄兴和章太炎等人得以以日本为基地,开展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活动。而鲁迅却只看到“富士山”,只能说明他以扭曲的心理观察世界。
一个破落家庭的子弟,远离家乡孤身在外,没有同胞为伍,其强烈的孤独感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在仙台却遇到了一位给他十分温暖的人,这就是藤野先生。
藤野先生每星期都亲自校订鲁迅所抄的讲义,“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改正的讲义足足有三厚本。藤野先生不仅在学业上对鲁迅严格和关心,而且,在生活生上也非常关爱,“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劝说”鲁迅,离开兼包囚人饭食的客店,认为他住在那里不相宜。1906年,鲁迅要终止学业时,藤野先生脸色悲哀凄然,依依惜别。
对于尝尽世间炎凉的一个孤独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犹如获得了慈父般关爱的温暖。鲁迅心中郁结的恋父情结得到了很大满足。鲁迅后来说“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鲁迅讲,促使自己终止学医的原因是,课堂里放映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片,一名中国人替俄国人当间谍,被日本军枪毙了,围看的是一群麻木的中国人。课堂里的日本学生鼓掌欢呼“万岁!”于是,他说“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后来,许多人解释说,鲁迅当时认为,中国问题主要不是国民体质弱,而是头脑麻木,因此,决定放弃学医,改用文字唤醒民众。
但是,据鲁迅同班同学铃木谈:“幻灯的解说由中川教授亲自进行,也许有中国人被日本军杀死的场面,学生大体却是静静地看着。后来才听说这件事成了周树人退学的理由。当时周树人却没有说过这件事。”
今天很难说得清,当时课堂的情景。不过,从常理来看,观众欢呼万岁,一般是庆祝重大胜利的时刻,不见得会因看到一个人被枪毙而欢呼。
一个不能解释鲁迅为了用文字唤醒民众而放弃学医的事实是,鲁迅在1906年放弃学医后,却一直滞留在日本,直到三年后的1909年才返回祖国。既然要唤醒民众,为何一直滞留在日本?而且,一呆就是三年!
可以说明鲁迅退学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其学习成绩不理想。周作人先生一篇文章中讲到,鲁迅当时学得最好的是伦理学,得了 83分,其余德文、物理、化学都仅是60分,而藤野先生教的解剖课还不及格,只有59.3 分。这些课程都是学医的入门基础课,在一所二流的医专里,一开始就只能拿到这样的成绩,往后的难度可想而知,于是,不得不知难而退了。
二十世纪初叶,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人公开发表了大量唤醒民众的革命文章,1906年,章太炎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然而,却不见退学后的鲁迅在上面发布任何片言只语。
这三年中,鲁迅给我们留下了在至少两个谜团:
第一,他中止了学业,又没有正当工作,继续在东京干什么,当混混子?第二,这三年间,他家庭已经十分贫穷,难以负担,他也不可能在东京洗碗打工,那么,他的生活来源是什么,靠骗取奖学金吗?
在东京期间,鲁迅与光复会一些人有一定交往,至于,他是否加入光复会,至今没有直接证据。许广平、弟弟周建人和好友许寿裳等人都说,没听到鲁迅说过加入过光复会。其实,鲁迅既然如此看不起中国留学生,他有可能参加光复会与这些留学生为伍吗?
1909年,滞留在东京三年后,鲁迅29岁,按照中国过去以虚岁计算年龄的习惯,他已经是30出头的人了,三十而立,而他依然没有工作,万般无奈只好回国了。回国后,先在绍兴的师范学堂任教员,算是有了份工作。1912年南京临时go-vern-ment成立,正好同乡的绍兴人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鲁迅由许寿裳介绍,应聘到教育部任科长,民国go-vern-ment北迁后,鲁迅随至北京,继续在教育部任职。此后,他在北京的北洋go-vern-ment内长达十四年的公务员生涯中,始终只是一个科长级的区区佥事,没有得到任何升迁。他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里回忆说到:
“我曾经是教育部的佥事,因为‘区区’,所以还不入鞠躬或顿首之列的。”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头顶上的高官有总长、次长、司长等等多得数不过来,小小科长连凑上去“鞠躬”和“顿首”都不配。眼看年近半百,依然还是个小小科长。尽管官位不高,然而,作为国家公务员,工资不低,此外,还可以用公务员的影响力,兼课捞外快,收入还是颇丰的。
因此,鲁迅一直小心翼翼地捧牢这个金饭碗的。然而,到了1925年,似乎被鬼摸了头,居然出了问题。1925年,留美归国的杨荫榆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认为该校原来的学风不正,学生无故旷课现象十分严重,想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套管理方法整顿校风,却遭到许广平等一批学生的强烈抵制,闹起驱逐校长的风潮。之前,作为公务员的鲁迅对政治事态从来保持沉默的,这次事态仅是一个学校内部的风潮,他却不再袖手旁观了,一方面此事没有政治风险,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或者说是决定性的因素是,被学校开除的年轻女学生许广平,被他邀请住进自己家里。抱得美人归,单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一切了,鲁迅挺身而出了,成为闹事核心组织的所谓 “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的委员兼总务主任。
他不惜用最刻薄的语言辱骂杨荫榆,“寡妇或拟寡妇”及“未字先寡” 。作为国家公务员,公开支持学生闹事,当然不能被当局所允许。8月,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被支持杨荫榆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鲁迅不服,上诉法院,次年 3月,法院裁决认为章士钊对鲁迅的处理决定存在程序问题,予以撤销,鲁迅胜诉。就在这当口,日本军舰侵入大沽口、炮轰国民军,并于3月16日,联合其它八国向段祺瑞临时执go-vern-ment提出撤除津沽防务的最后通牒。 3月18日,北京60多个团体和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tian~an-door前举行大会,抗议日本罪行。当队伍来到国务院门前时,发生冲突,刘和珍等47人被当场打死,伤2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激起全国抗议。
go-vern-ment严加镇压,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五人。以后,又有传言通缉范围可能有五十人。鲁迅同以前一贯的那样,不参加群众page~ant示威的,但是,因刚参与过女师大的学潮,虽然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但也担心有被纳入名单的风险。于是,惶恐躲入日本的山本医院,以后又躲在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达两个多月之久。十分讽刺意味的是,本来抗议的是日本炮轰我国的猖狂罪行,鲁迅选择的第一个避难所却是日本医院。
当年9月,受林语堂邀请,鲁迅赴厦门大学当教授,然而,仅仅干了三个月,到12月即辞职。次年的1927年1月,鲁迅又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主任,也只干了三个月,到4月即告辞职。当时,正是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进行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的时候,然而,他在广州这个革命中心只呆了短短的几个月,就匆匆离开赶到上海。鲁迅于当年10月3日到达上海,一头栽进了虹口日租界后,直至1936年逝世,再没有迁居。
其实,鲁迅不是不想当官,而是热衷于当官的。当初,他在绍兴当教师,本来是在教育第一线,民国成立后,他立刻通过朋友许寿裳走门路,进教育部当科长,以后,又在北洋go-vern-ment内当科长长达14年。这一时期,发生了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国民party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go-vern-ment、“五四运动”、曹锟贿选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风波,鲁迅始终一言不发,埋头当他的公务员。尽管那短短的十几年中,中华民国走马灯似的换了五位大总统。鲁迅始终能稳坐钓鱼台,原因是:一方面教育部不是什么肥缺,科长的官位也太小,人家看不上;另一方面,他对政治问题从来不敢乱说乱动,又一贯勤勤恳恳,正如他在与章士钊的官司中自述:“树人充教育部佥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谁上台都得有熟悉业务的手下人吧,那就留着用吧。可是,干了十多年,他始终没有得到升官的机会。要想在官场混出名堂,光靠“恪恭将事”当然是不够的,很多情况下还要靠灵活手段钻营,可是,那时候鲁迅再奴颜婢膝钻营也不顶用。因为,当时掌权的集团一会儿直系、一会儿皖系,一会儿又是奉系,鲁迅既没有跟袁大头小站练兵,也没有随张大帅当过胡子,更没有跟曹锟一起卖过布。一朝天子一朝臣,来一个大帅带来一批人马,都想占肥缺,再怎么也轮不到你。当然,有过硬的资历或背景也成,例如,与鲁迅同岁的章士钊,早期参加了同盟会又留学英国五年,后来任教育总长兼任司法总长,成为鲁迅这个小小科长高高在上的顶头上司。鲁迅错过了两次后来当大官的机会,一次是在日本时他没有参加革命party的活动,另一次是在广州没有投身于国民革命go-vern-ment。等到天下打定了,你想再挤进来当大官,哪有这种便宜的事,人家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果实,你想来摘,轮得到你吗,早干嘛啦?
事实上,鲁迅是一个非常懦怯的人,表面气壮如牛,内心却胆小如鼠。他从来也不敢参加群众性的抗议活动,即使是师生们对被枪杀的刘和珍的追悼会,他也不敢进去,只在礼堂外转悠。
当革命party是有大风险的,闹不好要砍头,他哪有胆子去闯。官场上不顺,在学术界同样不如意。尽管,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长,广揽辜鸿铭、胡适之、陈独秀等各种人才,但是,对鲁迅这位老同乡却不太当回事,从1920年 ~1925年,只让他兼任北京大学的讲师,已经从40混到了45岁,还是个讲师,还有什么指望? 终于在46岁的时候机会来了,相继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和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当过短时间的教授,然而,都只干了三个月,即告辞职。从此脱离了高校,再也没有回头。厦门大学是当时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作为私立大学,当然不能与国立的北大比肩,广州的中山大学,虽然也号称国立,但是,是与北方中央go-vern-ment分庭抗礼的南方go-vern-ment所办,其“国立”的含金量很难说,而且,正在创办之初,一切条件都比较差。但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好歹当上了教授了。可是,鲁迅都只能干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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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雪 发布于2012-01-02 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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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关键是让他教什么?
教中国文化吧,他说过要把中国的古书都烧光,不是自打嘴巴吗?(注,虽说他靠着中国文化活命。)
教西方文化吧,他别说相应的学历和学术背了,连英文词汇都认不了几个。人家洋博士都排不过来,还轮到你?
教自然科学和医学就更没门了,连医专的化学、物理都只能勉强及格,解剖甚至都不及格,能行吗?
教日本文化,他或许能混混,可是,日本有多少文化可讲呢,再说,哪个学生愿意去听这种课?难怪他只能混三个月。
所以,中国读书人最看重的两件事:当官和做学问,他都走不通顺。
外面的事不顺,家庭环境又如何呢?鲁迅13岁时祖父和父亲下狱,父亲被释放后,长期卧病,在鲁迅16岁时去世,所以说,鲁迅并未能得到多少父爱。鲁迅的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嫁到周家后,三十多岁就守寡,独自艰难抚养鲁迅兄弟三人**。鲁迅侍奉母亲表面上尽到了一个孝子的责任。然而,鲁迅与她的精神世界相距甚远。鲁迅曾说过,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鲁迅的母亲替他安排了一门他极不情愿的婚事,为他娶了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女人——朱安为妻,造成他终身婚姻不幸。
而与其二弟周作人更是闹到彻底决裂,从此不相往来。决裂的原因,双方都讳莫如深。外界流传两种说法,根源都集中在周作人的日本妻子身上:一种说法是她生活奢侈,造成经济困难,然而,这种情况,一般是闹完后,分开了,也就算了,似乎不足以让两个亲兄弟终身决裂,彻底斩断手足之情;另一种说法是,鲁迅对其日本弟媳有非礼行为,这在周作人给他的决裂信中可以找到痕迹,信中要求他以后不要再到家眷居住的后院去,并要他“自重”。
总结以上情况,鲁迅在自己祖国环境中,受尽了歧视、冷漠和孤独。对于这种状况,有自省精神的人往往只怨自己没胆量、没能耐和家族的不幸。
可是,鲁迅像所有懦怯的人那样,没有一点自责和反省精神,而是对国人无穷怨恨。
但是,他在异国他乡的日本,却从藤野先生那里获得了几乎是唯一的一丝人间温暖,这种温暖激励他终身,他在《藤野先生》中一文说道: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尽管,藤野先生是一位正派善良人士,但是,是日本人。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使他良心发现”和“增加了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