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皮和胎盘

《包皮和胎盘》
我缩在街角的背风处，像一条狗那样，使劲把自己往墙缝里塞。从北边过来的风冷酷无情，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只剩下胸口一点热乎气了。远处几个家伙在玩陀螺，满头大汗，很快乐的样子。但我不羡慕他们，我认为他们是傻逼，晚上回家会挨揍的傻逼。运动可以抵御寒冷，更会急速消耗热量，我不告诉他们，等那几个傻逼回家挨揍，我可以看笑话，也算是这个混账冬天的一种乐趣。
刚才有个老太摸了摸我冻得发青的脸蛋，问我为啥不回家。我没有骂她，不是因为她的慈眉善目或者假惺惺，而是她长得像我死去的外婆。我吃过外婆给的无数颗鸡蛋，我不能对长得像外婆的女人不敬。但她不识趣，不识好歹，不厌其烦的骚扰我，我只好问她有奶吗？我想喝奶。她又是害怕又是生气，咒我是个小疯子，揣着胸前干瘪的水袋子走了。
其实我不是我恋家，是家里更冷，母亲一到冬天脸上必是一脸冷霜，而且两个混蛋哥哥会因为半根红薯把我按在地上打屁股。我不怕疼，真的，我只是怜惜那些被打跑的热量。二姐是个女皇，一个用牙齿捍卫食物的女皇，两个哥哥见了都怵三分，我更是只有腹诽的胆量。大姐对我很好，可是大姐像棵柳树，一天到晚顺风摇晃。一个抢不到食物的人，对我再好，有个毛用！
我就这么蜷曲着，感觉一只手从喉咙里伸了出来，摸了摸风，又摸了摸云，还摸了摸四周灰白的楼房，都不能吃。最后摸到了火车站那块大钟表，好大的一块鸡蛋糕啊！我真是有福气的人呀！我沉浸在鸡蛋糕的味道里，嘴角的哈喇子哗哗地流，要把这座小城冲走的样子。
正爽的时候，有人踢了我一脚，刚想破口大骂，发现是二哥，便把脏话像痰一样咽了回去。“傻子，跟我回家吃饭”。“什么？吃饭？”不会是大哥二哥想合伙把我骗到没人的地方吃了我吧。“眼珠子乱转啥，妈让喊你的，赶紧的。”我半信半疑跟在二哥屁股后面往家走，一路上二哥不断地唠叨：“你这个傻子，饿死算球！妈也真是的，傻子不回家还都不让吃饭。”
一进院子，就闻见一种很香很香的味道，实在太香了，简直比他妈的人肉还香。桌子上竟然有一盘肉，跟猪大肠有点像，但略小。咬在嘴里吱吱冒油。
母亲看看毛主席旁边父亲的遗像，又看看五个猪猡一样吃食的孩子，欣慰地笑了。想说点什么，但最终啥也没说。
从那以后，母亲几乎每天都会带点肉回来，有这种小号猪大肠，也有羊胎盘，或者一些别的乱七八糟得东西。一连三年，风雨无阻。在医院做普通医生的母亲究竟学到了什么法术，竟然可以天天让我们有肉吃，让我们在吃饱之后陷入了七嘴八舌的猜测。猜来猜去，也猜不出来，二姐就说是母亲跟医院的院长或者书记睡觉用下面换的。结果一贯老好人的大姐爆发了，像一匹狼似的扑了过去，撕二姐的嘴。我那天大开眼界，却想不通一个人怎么那么容易就把另外一个人的嘴撕烂了。事后，大哥二哥都偷着说是二姐说中了大姐的猜想，说到了大姐的恐惧之处和痛处。再后来，二姐远嫁德国，还说是因为破了相，在国内容易受歧视。
不管咋说，那三年家里姐弟们没有挨饿，并且一个个吃得红光满面，大哥更因为体格好，当了运动员，还获得过什么世界前八名；我也因为吃的好，脑袋长得特别大，一不小心就成了作家。
多年之后的又一个冬天，还是那么冷，流落在天南地北的姐弟们都回了小城，为母亲祝寿，大家围桌而坐，看电视、打孩子、嗑瓜子，有一下没一下地打捞那些陈年旧事。不知谁提到了肉的事情，信佛多年的母亲一下子脸色苍白，浑身发抖，这时也做了医生的大姐站起来训斥道：“人头猪脑没良心的，乱说什么。”
母亲老了，并且越来越老了，大姐隐约替代了母亲的领袖地位，脾气却不那么温柔，有点崇尚暴力。谁也惹不起，于是继续看电视、打孩子、嗑瓜子······
2011年9月26日作于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