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安亭先生
高尔泰

辛安亭先生离开我们，屈指已经十八年了。今年十二月，是他百岁华诞。北京、西安、太原、兰州等地的教育界，都在准备举办纪念活动。我不能回国参加，很遗憾。老朋友韩学本来信，辛老的女儿辛小明给他说，希望我写篇文章。这篇文章，我早就想写了。辛老是我最尊敬的长者之一，传奇一生的事业与成就，以及文革中的遭遇，都值得好好写一写。但是他的经历，牵涉到党史黑箱里许多重要的人和事，不是局外人如我说得清的。拖延至今，也还是只能从1978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写起。

那时我四十三岁。先生年已古稀，文革乱后，刚恢复工作，超龄服役，在兰州大学当副校长。实际上是个虚职。兰州的兰大，也和北京的北大、清华一样，是“反右”、“文革”的先锋，“笔杆子”和打手的仓库，批判组也有个“粱效”“石一歌”之类的名字，我忘了叫什么了。五七年的校长陈时伟死于夹边沟劳教农场，文革时的校长江隆基被铁钉子钉进脑壳而死，都不是偶然的。文革后，学校一片凋零，但依然保持着“革命”传统。“清污”时的动作，全国无二。校长聂大江纯粹是个政客（“清污”后当了甘肃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后又当了中央广播电视部副部长），那时大权独揽，兰大举步维艰。

辛老性格温厚，又曾经沧海。几度大起大落，早已经与世无争。你爱独揽大权，我乐得闭门读书。中国近代史上，学者而成为革命者的很多，老革命而成为“学者”的也不少（社科院里多的是）。但是，有这双重身份而能真正脱离政治潜心学术的，据我所见，就他一个。从三十年代参加革命，他一直没离开书本。枪林弹雨之中，背包里也总有几本书，得空就读。现在家里几个大房间，除了门窗全是书，从地板到天花板没空隙。沙发背靠落地窗，只为了读书方便。对于他，学问的世界，比政治的世界要大得多多。

看着文弱瘦小、埋在深深的沙发里专心读书的他，很难想象，这个人也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萧萧敌阵空马群”（邵燕祥赠夏衍句）。延安时期，和周扬一起，主持文教科。后来在教育厅厅长、教育出版社社长任上，也总是抽空在学校兼课，讲授教育学。他犯的致命错误，是说“学校的根本任务是传授知识。”被指控为“反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转变学生的思想。”），被整得伤痕累累，“靠边站”了多年。他说，我经过这一课，才知道什么叫做政治。

作为著名的教育家，他出版了六十二本书。谈话我才知道，教育学只是他知识范围的很小一部分。他重视教育，但视野不限于教育。经史子集都熟，道来如数家珍。《文心雕龙》很难懂，他只要几句话，就阐释得一清二楚。我的专业是美学，说到中国美学史，他知道得比我多得多。从彩陶甲骨先秦诸子，到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得，袁子才《随园诗话》之失，再到蔡元培对美育的贡献，也如数家珍。

我在兰大几年，他是我名符其实的老师。我不是他唯一的学生，许多文科教师，都常负笈登门。有学生知道而他不知道的问题，他就竭诚求教，问到完全明白为止。有些东西，不是有关专家，完全不用知道。比如汉魏间蛊道巫术的异同，纳西族七星披肩的由来等等。他都兴趣盎然。我问他知道了干吗，他说只是想知道。这使我想起孔子的“学而”。也许，不是历史的教训，而是这种自为目的的求知欲，使他杂学旁收，成为通人，而又淡泊于人事，不求名利，安于以仕（在中国，校长也算个官）为隐。历史的教训，并不是他自动靠边的原因。我们环顾四周，几度浮沉而又依然热中仕进的，还少吗？

辛老爱谈学问，不爱听是非。说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校园里的派系斗争流言蜚语，一概都进不了他家的门。家中人来人往，都是讨论学问。“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如果是嵇康式的世故，倒也罢了，可他不是。哲学系系主任韩学本想调我到兰大教书，阻力很大。我有“极右分子”劳动教养的案底，当时在五七干校劳动。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李某读过我在文革中被抄去的日记，给校党委打招呼，说我反动不可使用，叫改革开放不要走过了头。辛老本不管事，但这件事他却管了。参加校务会议，发言支持老韩。还亲自到省委的“归口办公室”去催办这事。那天学校没车，他竟步行而去。老弱瘦小平时很少出门的他，在大街小巷来回走了一个多小时。老韩说，不可想象。

到校后，老韩陪我去看望他。他说他刚读了我的《中国山水画探源》（那时刚发表），不是很满意。思路暂且不谈，你可以那样想。脉络清楚，构架稳固，也很好。但是脉络和构架，应该是历史的，而不是思路的。史归史，论归论。以论带史，变成了以论代史，这就不好了。你有这个嫌疑。我请他举个例子，他说那就太多了。

他说，比如你说佛教的盛行，推动了魏晋以来隐逸之风。王维在信佛和退归前后，画风有很大的变化。合乎逻辑。但是事实上，佛教东来之初，不过是祭祀方术的一种。这在《高僧传》中有大量的记载。说着掀掉膝上盖着的毯子，站起来到书架跟前，拿下一部线装的《高僧传》，翻给我看。我看了说，安世高、昙柯迦罗、康僧会，这些都是汉末人物。他说我是随便翻的，又翻到佛图澄，说，这是晋代和尚，你看怎么样！又说，当然浮图之祠，不同于谶纬之祠。但他们是在庙堂，而不是在山林，这一点是无疑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皇都气象，不是山林气象。这一点也是无疑的——你说对吧？

我唯唯。他又说，当然后来有些和尚，把皈依当作了栖遁，买山而隐。“折取青松当麈尾，与君试谈天地初”，俨然名士清流。这也是时尚所致，你不能说是他们推动了时尚。玄学氛围中般若学的兴起，与当时经书译本的粗率、暧昧、不确切，以致可任意比附和发挥有关。名僧之变为清流，就是这么来的。言意之辩，有无之辨，名教与自然之辨这等等，已经不是佛道儒之争，而是名副其实的清谈。佛学和佛教，也已经不是一回事了。儒家和道家也是。比如老庄主无，道家崇有。老庄贵无生，道家求长生。说老庄就是道家，也是鸦鸦乌。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可以姑妄听之。但是真要研究，就马虎不得。

他批评我对明清之际不求形似之风的兴起，陈述得浮光掠影。他说自魏晋以来，文学以诗词为主导，书法以帖学为主导。二者都崇尚对称和优美。明末碑学、朴学、金石学的兴起，和文学中的曲子词小说家言的昌盛同时，风气之变，其来有自。不单江南，山西也是个重镇。不单扬州八怪，顾炎武、朱彝尊、傅山都是先锋。明代遗民当清代先锋，这里面就有许多文章可做。你概不涉及，文章就显得单薄。

我唯唯。刚想问还有什么，老韩碰了我一下。于是住嘴，跟着老韩站起来。老韩说，打扰得太久了，辛老休息吧。我也说，辛老休息吧。辛老说，还没说完呢，问题还多着呢。下次来了再说。从此我常去他家。以致师母和小明都把我当自己人了。碰到吃饭的时间，桌上必有我的一份碗筷。

后来老韩因讲“异化”下台。新系主任刘某某是搞中国哲学史的，借“清污”以媚上，整人不择手段。那天我在校园里遇见他，告诉他说，“你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他说有什么意见，会上再谈。我说我只有这一句，说完了。当时有别人在场。传到了辛老那里，辛老默然。后来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说有。他好半天都没有说话。尴尬很久，说了一句，“刘某某现在，也不到我这里来了。”

他有个好朋友，叫张毕来，是研究《红楼梦》的专家，在民盟中央当副主席。来甘肃视察，到他家看他。他让小明来叫我，去陪同吃一顿晚饭。师母和小明掌厨，饭桌上就我们三个。我发现辛老不会应酬，只是叫客人吃这个吃那个。我想我是来陪客的，有责任活跃空气。对方是陌生人，想不出话来说。就问他你们民主党派中央，平时都干些什么？他说都是些例行公事。我问什么例行公事。他说杂七杂八。我问什么杂七杂八，他说多了去了。我问是不是统战工作？他停了一会儿，一字一顿，说，就是统战工作。

这些问题，问得不好。我的几个好朋友，事后从辛老家人得知，没有不骂我的。包括老韩，也说我没有礼貌，太放肆。好友蹇长春，闻之大发雷霆，说我粗野得像个酒鬼，让辛老在贵客面前，下不了台。说人家正面回答，是看辛老的面子。要不然，几句官腔就把你打发了……辛老本人，从未提过这事。朋友们给他骂我，他也不说什么，只是笑笑。以后见了面，还是和以往一样。我本想道个歉，看他那么好，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就没道。但是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让我陪客。

每天傍晚，他都要到校园里散步。偶尔也到我屋里转一下，站着翻翻书。我住三楼，他上下不吃力，看来身体还好。想不到三年以后，八七年，我在成都，就得到他去世的消息。托老韩代献了一个花圈。用斗大的字，丈二白布，写了对挽联寄去：

    沧桑易度，归来何处寻旧师？
    经史难忘，化去料应着新书？

寄出以后，总觉得不够分量。
长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

我对辛老的尊敬、感激，和深深的思念，都在这两句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