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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叔叔”之间
王安忆

我曾经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做《叔叔的故事》,鲁彦周老师,大约可算作“叔叔”这一代人。他是“叔叔”一代里没有打成右派的那一类作家,但这并不意味他就可以幸运到豁免于那时代里所有的严厉性。在我们,思想解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写作者,难免会苛刻地看待他们,认为他们扛着旧时代的枷锁,觉醒和批判的力度不够。于是,他们又面临着我们的逼迫。这就是“叔叔”他们的处境。急骤变化的政治生活,不断地挑战着他们有关正义的观念,他们付出的思想劳动,我们其实所知甚少,不止是缺乏历史的经验,还是骄矜和懒惰。而事实上,我们却是踩在他们趟平的路径上。总之是,我们还来不及继承他们,就来不及地背叛他们了。在变化的当口,时间总是紧迫的,事物的运动不得不缩短了周期,表面看起来是飞速地进步,内里却付出了不成熟的代价。

有一次,我陪一位美国来的客人路经苏州,陆文夫老师请我们午饭。饭桌上,老师他喝了些酒,发表了一通酒经,这通酒经后来全被我搬进《酒徒》这篇小说。在如此陶醉地论过喝酒之道后,老师黯然说:我有许多朋友喝酒喝死。随即正色道:你信不信,我要不喝,立马就不喝!这一笔就有些心惊,像是立誓,向着某一种不可抗力。所以,非但是《酒徒》里的酒经,那“酒徒”的形象直接就是来自老师。就是这一日,酒酣饭饱之际,老师忽以商量的神情对了我,他说:这样好不好?你们写你们的,我们写我们的,各人写各人的。这句话大有意思,很像鏖战时的停火协议,可见我们的张牙舞爪,“叔叔”们于无声处尽收眼底。这就好比武侠之间的过招,高手总是以静待动,以不变应万变,以玉帛对干戈。“叔叔”们是不可小视的。

鲁彦周老师在我的印象中,性格的光芒度不是那么强烈。众人里,你很少能特别地听见他的声音,但却也不是沉默。“沉默”这两个字于他是太尖锐了,而他是温婉的。你虽然听不见他的声音,可你却觉得他在场。现在,我回想起了许多场合,总是有一个老师他。所以,鲁彦周老师是有一种洇染力,他淡定地润泽着他的周围。我曾经有两次与他近距离接触,一次是一九八五年初,开完作代会——那一次作代会是跨年度的,自八四年底到八五年初。我没有跟大部队回上海,而是去合肥看我的姐姐。事先我并不知道与安徽代表团同一列火车,最终是他们找到我,还是我找到他们的,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总之是我坐进了鲁彦周老师的软席车厢,在那里一直消磨到就寝的时间,才回去自己的硬卧上。我也记不起鲁彦周老师与我说什么了,但是记得老师的神情,至今这神情还十分生动地印在脑海里。他的姿态很放松,袖着的手搁在车窗下的茶几边,于是,身子就微微倾向我。他向我问这问那,态度里有一种很可寻味的兴味,似乎是觉着眼前坐着的这个青年挺有趣,挺让人喜爱,可是在某些事情上,怎么说呢?姑且不说了吧。这很有一点威慑力呢!于是,这青年情不自禁就有些瑟缩起来。次日清晨,火车到达合肥站,来接我的姐夫与我两下里走岔了,是老师的车将我送去姐姐家所在的安徽省体育学校。在皖南略微漉湿的晨曦中,我跳下了老师的车,完成了这趟同车旅行。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到了一九八八年秋天,我和老师同在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前往德国,参加汉堡中国文化节。

汉堡的风光美得几乎不真实。我们住在湖畔的家庭旅馆,临湖一面,张眼是波光熠熠的湖面,走着点点白帆;背湖的一面也不错,绿树森森。家庭旅馆多是在自家公寓内开辟,卧房就是客房,老板娘是一家之主。早晨天不亮,门铃就连连响起。第一遍是上班的女工来了;第二遍是送牛奶;第三遍是刚出炉的面包,早早起来的老板娘便轻着脚步速速地一次次去开门。我们这些中国客人占满了这家小旅馆里所有的房间,一处起居,早晚,聚在客厅里,特别像一家人。我还是记不起和鲁彦周老师之间有过什么特别的交谈了,可是印象中,无论是旅馆的居家式客厅,回荡着《阿根廷,我为你哭泣》歌声的歌剧院,汉堡古老市政厅的开幕酒会,文学演讲会,还是中国礼花绽放异国天空的夜晚里,总是有老师他在,从容的,温和的,却决不丧失主见的神情,渐渐弥漫开,笼罩了我们的相处的日子。从德国回到北京,我们与老师自然是稔熟了,行动就随便许多,我和程乃珊敲老师竹杠,让老师请我们打牙祭。这天晚上,就在我们所住的中国作协招待所的街对面——这个叫作“十里堡”的地方,顾名思义,不久前就还是个大村庄,几乎没有什么商业,惟有的一家饭店,很奇怪地是在地下室里。老师给我们点了菜,菜一一上了桌,老师自己并不吃,只是抽烟,看我们吃。这个显然是人防工事改作民用的地下室里,空气难免是不洁的,水泥地面上印了油渍和水渍,日光灯再将这些照得惨白,我们呢,聒噪地说着话。老师似有些走神,在想什么呢?是一些什么样的往事从心里走过?那是我们不可企及的往事。又有一日的早晨,我们去敲老师的门,老师让我们进去。他还没起床,就这么拥被而坐,表情惘然地告诉我们一个梦境,说他方才诞生的小孙子竟然开口说话了。这有着什么样的意味呢?是唤回了什么,还是预兆了什么?在老师平静和煦的表面之下,究竟是什么样激荡的内心?我们太少注意“叔叔”们的内心了。

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高晓声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短短数行,吩咐我在母亲灵前替他点三柱香,有一股哀绝从字里行间冉冉生起。他们这些人,我指的就是“叔叔”们,在欢颜之后总是藏着一层哀惋之色。在这个清明的年代里,生活宽裕许多,医学进步,人均寿命大大延长,他们本可以更加健康,然而他们的寿都不顶长。高晓声老师走了,陆文夫老师走了,现在,鲁彦周老师也走了。

在这缅怀鲁彦周老师的时候,我又一次打开他的小说《天云山传奇》,我特别注意到“周瑜贞”这个人物。我看见,鲁彦周老师称她是“受了洗礼的一代人”,她思想自由,性格热情,对既定观念持怀疑精神,这怀疑却不妨碍她坚定地信任另一些事物,他让她担任起承接上一个时代,又开启下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她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将近三十年之后,当我们已经到老师写作这部小说的年龄,看到老师对我们的认识和评介,那是多么慷慨的良善!那是根据什么来的呢?我们有那么好吗?那只能解释为一种期望,期望我们能具备着身处的时代里最优质的秉赋,因这时代是从他们的争斗和教训中脱胎。很可能,他们是过于地看好了它。事实上,这时代又呈现出另外一种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也是中他们时代的复杂性里衍生和演变出来。我们和“叔叔”们的讨论还没完,永远没个完!这就是我们和“叔叔”之间的最亲密关系。

2007年3月29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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