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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俄罗斯式的对抗美学
柏 桦 余夏云
五、汇入世界诗歌
时间到了1990年11月19日，这一天，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此人目前在中国学界属如雷贯耳的人物）在《新共和》发表长文《何谓世界诗歌？全球影响的焦虑》。此文以居高临下、不屑一顾的口气指责中国现代诗，其锋芒直指北岛的诗[50]。其实，这种指责历来都有，并不新鲜。如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早就说过中国现代文学不是本民族的文学而是西方文学的翻版之类的话[51]。如今宇文所安一文即出，若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引起海内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大争论。而另一美国汉学家琼斯（Andrew F. Jones）却从“文化交换与创造文化资本的机制”这一层面谈论了宇文所安这篇文章：“最引人深思的是欧文（宇文所安）最后考察了翻译怎样在多国文学交换中成为文化资本流通的中介。他断言，由于这个制度中内在的不平等，有些非西方诗人不仅能够把他们自己推销给渴求‘政治美德’和易于消化的‘地方色彩’的英美读者，而且可以把国际名望在家乡兑现为文化资本。由于例子又是北岛，这个意见比其他任何意见都更激起了欧文批评者们极大的反感。奚密证明北岛诗的最初的流行并不是在西方有什么声望，他也绝无可能裁剪他的早期创作以适应国际需求。”[52]
显然，宇文所安这里讨论的“世界诗歌”是指在一种“东方主义”暗示下进行的诗歌写作，它以迎合英美读者为主要方向。而我这里借用该名词，则是试图表明一种赫鲁晓娃意义上的诗歌写作状态，即在对抗的政治美学失效后，苦难撤离人们的生活视野，民族特征被世界观念所超越，这时诗人应当如何在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书写共通的人性。换言之，一个具有中国背景或俄罗斯背景的知识分子如何汇入萨义德说所的那种世界胸襟的知识分子之中。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今天派诗人纷纷星散海外，开始了“词的流亡”。正如许多论者注意到的：“漂泊”和“变化”开始成为北岛等人的诗歌主题。这一类主题表明，在国际化背景和中华性之间做出选择的今天派往往倾向于一种政治怀乡。即“当他们带着参与意识回顾过去时，老是挣不脱二元化的世界观，即治——乱两极模式。经历的冤屈渐渐成为过去；他们渴望依照伦理观念建立起一个新的全体秩序”[53]。所以从此意义上，人们习惯于把北岛的《背景》中的这两句诗看作对一种“中华性”的政治缅怀。
必须修改背景/你才得能够重返故乡
对这句诗的政治性解说意在表明，如果一个中国诗人试图获取国际声誉，他就必须提供某种可供兑换的“政治美德”或“地方色彩”，即一个诗人从中国背景修改为世界背景，那么，他就需要借用那个被英美读者期待的“故乡”。但显然，政治读法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两句诗。北岛说：“所谓‘修改背景’，指的是对已改变的背景的复原，这时不可能的，因而重返故乡也是不可能的。这首诗正是基于这种悖论，即你想回家，回家的之路是没有的。”[54]
借助北岛的夫子自道，我们发现，所谓的“修改背景”实质上是在说“背景的丧失”和不可复建，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背景不是通常所谓的中国性问题，而是一种杨小滨所谓的“元历史陈述”。杨小滨说：“启蒙主义的历史模式正是我所说的元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秩序当然也是其中类型之一），它规定了从苦难到幸福的社会历史或者从罪性到神性的精神历史。”[55]言外，元历史陈述，就是一种受难美学，对抗美学，它必须在与文革浩劫的参照对立中彰显自己的意义。所以，当我们从中华性和世界性来理解“今天”时，事实上忽略了“今天”得以成立的根基，即它是在与毛的二元对抗中获得生机，一旦这个背景消失，陈述将面临一种危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东欧的解体在一夜间使得昆德拉失去了意义。那个与之抗衡的他者在取消自己的时候，同时也就取消了对手的意义。对抗与反对抗之间正是这种充满悖论的相反相成，一者的失败，并非另一者的胜利，它意味一个意义的丧失。
八九之后，对抗已经失效，背景已经修改。正如欧阳江河在那篇著名的文章《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所说的那样：“1989年在人们心灵上唤起了一种绝对的寂静和浑然无告，对此，任何来自写作的抵销都显得不足轻重，难以构成真正的对抗。写作既不能镇痛，也不能把散落在茫茫人群中的疼痛集中起来，使之成为尖锐的、肯定的、个人性质的切肤之痛，极限之痛；既不能减缓事后的、回想中的恐惧，也不能加速恐惧的推进”，正因如此，“抗议作为一个诗歌主题，其可能性已经被耗尽了，因为它无法保留人的命运的成分和真正持久的诗意成分，它是写作中的意识形态幻觉的直接产物，它的读者不是个人而是群众。然而，为群众写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56]
“1989年将我们的写作划分成了以往的和以后的。过渡和转变已不可避免。”[57]国内诗人开始以中年特征、本土气质和知识分子身份参与这场诗歌写作的历史转变。而今天派诗人则开始向世界寻找新的背景。一股汇入世界诗歌的进程不同程度地在他们身上发生。正如论者每每指出的，北岛身上已越来越多地聚集起一种非俄罗斯气质的写作，在用语、意向上不断地接近超现实主义，甚至还出现了典型的达利式的世界[58]。
我们笑了
在水中摘下胡子
从三个方向记住风
自一只蝉的高度
看寡妇的世界
——《夜》
其实，北岛这种超现实的转变早在1986年写出《白日梦》时就已经完成了。中国性已经开始淡出，而一种国际性的现代主义开始不断伸展。“无人失败的黄昏/鹭鸶在水上书写/一生一天一个句子”里很可能有叶芝的声音：“像水面上一只长腿蚊，/他的思想在寂静上移动”；“琥珀里完整的火焰/战争中客人们/围着它取暖”则类似于斯蒂文斯的《坛子轶事》……此时的北岛已经更多的在语词中搏斗，而非在政治中对抗。所以，当我们还用政治读法去理解北岛和今天派时，势必是要碰壁的。因为背景已经彻底修改。激情的一代人已经退回自身，开始一种世界意义上的普遍化写作。正是在此意义上，江弱水说：“这是一场孤独的舞蹈，没有布景，也没有音乐，北岛的诗正合于‘回到动作本身’的现代舞之旨。”[59]
结语
时至今日，当我们回忆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今天派最活跃的那段历史时，我们仍然不觉惊叹：今天派带给我们的神话是罕见的，也是永远的。它通过几个人，一些诗就完成了对一个伟大时代的见证。
而今天派之后的中国诗坛又是另一番景象了。“诗是作为一种已经完成的社会华丽仪式和庄严仪仗而创造的，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光荣才会有它应有的地位。”(马拉美语)中国诗歌在经历了今天派诗人的“华丽仪式和庄严仪仗”后，它的光辉暗淡了、陨落了。“我们这个时代，诗人是对整个社会罢工了。”（马拉美语）早在19世纪末，马拉美就宣告了这一点、预言了这一点，也正如W．B．叶芝所说：“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今天的诗人只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或一个孤独的掘墓人，要不就是一个高科技时代的“笑话”或一个20世纪最后的唐?吉诃德先生。
[注释]
[1]丁力：《新诗的发展和古怪诗》，《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2]谢冕：《新诗潮的检阅——〈新诗潮诗集〉序》，老木编选：《新诗潮诗集》（上集），内部交流，第Ⅰ—Ⅳ页。
[3]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第3期。
[4]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诗刊》，1980年第1期。
[5]同[2]，第Ⅲ页。
[6]自1983年左右开始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就是在一片“pass北岛”的声音中拉开序幕的。
[7]万夏、潇潇主编：《后朦胧诗全集.选编者序》，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页。
[8]唐晓渡：《心的变换：“朦胧诗”的使命》，《唐晓渡诗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58—59页。
[9]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9—180页。
[10]同[8]，第59页。
[11]马铃薯兄弟、北岛：《访问北岛》，李岱松主编：《光芒涌入：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获奖诗人特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546页。
[12]钟鸣：《旁观者》，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652页。
[13]王家新：《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56页。
[14]同[11]，第545页。
[15]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年第8期。
[16]同[9]，第178页。
[17]同[11]，第545页。
[18]刘禾编：《持灯的使者.编者的话》，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19]树才：《“中间代”：命名的困难》，《中国诗人》，2004年1月，总第28期，第198页。
[20]同[19]，第198页。
[21]《今天.致读者》（创刊号），1978年12月23日。
[22]同[9]，第181页。
[23]这里主要是指食指。李宪瑜：《食指：朦胧诗人的“一个小小的传统”》，《诗探索》，1998年第1期。
[24]同[9]，第180页。
[25]孙康宜：《描写与抒情：六朝诗歌概论》，钟振振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4页。
[26]田晓菲：《尘几录：陶潜与手抄本文化》（英文，2005年）。
[27]芒克：《瞧！这些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2页。
[28]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395—396页。
[29]欧阳江河：《另一种阅读》，《站在虚构这边》，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93—116页。
[30]顾彬：《预言家的终结：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和中国诗》，《今天》，1993年第2期，第133—145页。
[31]欧阳江河：《北岛诗的三种读法》，《站在虚构这边》，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88—119页。
[32]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王斑译，《外国文学》，1986年第10期，第89页。
[33]王德威：《诗人之死——闻捷，施明正，顾城》，《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9页。
[34]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今天》，
[35]同[34]，
[36]同[33]，第376—377页。
[37]萧萧：《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廖亦武主编：《沉落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第7、10页。
[38]同[29]，第112页。
[39]北岛：《时间的玫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41页。
[40]同[37]，第11页。
[41]北岛：《谈诗》，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第2页。
[42]江河：《随笔》，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第23—24页。
[43]北岛：《热爱自由与平静——北岛访谈录》，李青松主编：《新诗界》（第四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417页。
[44]同[32]，第89页。
[45]爱德华.W.萨德：《知识分子》，单德兴译，陆建德校，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41页。
[46]赫鲁晓娃：《纳博科夫才是俄罗斯的未来》，《南方周末》，2007年3月29日。
[47]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516—546页。
[48]李欧梵：《晚晴文化、文学与现代性》，《为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1页。
[49]赵一凡：《埃德蒙.威尔逊的俄国之恋——评《日瓦戈医生》及其美国批评家》，《读书》，1987年第4期。
[50]宇文所安：《何谓世界诗歌——对具有全球影响的诗歌之期望》，《倾向》,1992年,第118—159页。
[51]普实克：《以中国文学革命为背景看传统东方文学同现代欧洲文学的对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李燕乔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52]琼斯：《世界文学交换中的中国文学》，《今天》，1994年第3期。
[53]同[30]，第145页。
[54]李岱松主编：《光芒涌入：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获奖诗人特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543页。
[55]杨小滨：《今天的“今天派”诗歌》，肖开愚、臧棣、孙文波编：《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49页。
[56]欧阳江河：《19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站在虚构这边》，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51、53页。
[57]同[56]，第53页。
[58]江弱水：《孤独的舞者，没有背景与音乐：谈北岛的诗》，《中西同步与位移》，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3页。
[59]同[58]，第185页。
（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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