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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的忏悔
──读远藤周作《悲しみの歌》
倪湛舸

二十世纪,是罪行的世纪,比如,奥斯维辛、南京、卢旺达、巴勒斯坦……二十世纪,也是个忏悔和宽恕的世纪,虽然,忏悔和宽恕都是不可能的。请原谅我不厌其烦地重复让可莱维奇的话:种族屠杀的受难人不懂什么叫宽恕,因为宽恕意味着抹杀曾经的苦难,而只有上帝本人,才拥有这样的力量。正因为这样,我以为,作恶人的忏悔也是不可能的,在某些罪行面前,任何的忏悔都是那样的苍白无力,语言就是语言,姿态就是姿态,它们终究是空洞的。所以,当中国人赞赏德国人的下跪时,我只想说:那根本不是忏悔。当我们谴责某些人的不道歉时,我们是否意识到,即使那些人道了歉,那也很有可能只是出于利益考虑的所谓“明智”,它的动力,来自权利集团或社会观念嘎嘎作响的齿轮?

库切的《耻》中,性侵犯学生的教授卢里拒绝道歉,这并不仅仅出于他的冥顽不化,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开始意识到忏悔的不可能。所以,真正的认罪行为应该是辞职、离校、身败名裂、远走他乡。也许,忏悔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性来自受难,只有当作恶人自身也受了难,他才有资格下跪、忏悔、请求宽恕,以另一个被摧毁者的身份。这时,如果说和解尚有一丝希望,那么,这希望来自同情。共同的受难带来了同情的可能,而同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低底线和最高理想。

与《耻》类似,远藤周作的《悲歌》也讲述了一个拒绝忏悔的故事。生于1923年的远藤周作在中国大连度过童年,回国后在家庭影响下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后入庆义大学学习法文,毕业后前往法国里昂大学研修天主教文学。1955年,短篇小说《白种人》获芥川奖,远藤从此登上文坛,成为战后第二代作家(专指在战争时期度过青少年的作家)的代表人之一。远藤的小说几乎都以天主教视角为出发点(然而,这种视角往往是与正统教义背道而驰的,而且,深受日本本土文化的影响),身为战后作家,他也常常以战争阴影为题,并在这个背景下,对罪、忏悔、和救赎等宗教主题进行深入探讨。就具体文本而言,《海与毒药》披露了九州某大学活体解剖美国战俘的丑闻,并由此批判日本民族意识中罪感的缺失。《丑闻》中,一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教授年轻时曾在中国服役,并曾参与屠杀当地妇孺――远藤并不仅仅把这解释为人的伪善,他以为这凸显了人性中不可遏制的恶,而这恶,深藏于我们每个人的心底。《深河》中,从东南亚战场撤退的士兵为了生存,曾经以同伴为食,从此,这些幸存的老兵一辈子背负着良心的谴责。在诸多与战争相关的小说中,我个人以为,远藤最惊人的洞彻,由《悲歌》而实现。这部小说是《海与毒药》的续篇,描写参加过解剖实验的胜吕医生在《海与毒药》的故事之后的生活。他隐居他乡,以为失身女子做人工流产为生。记者折户本着强烈的“道德感”追查当年战犯的下落,决心要以舆论的压力逼这些人向社会忏悔。一个偶然的机会,折户发现了胜吕的惊天秘密,故事就此拉开了帷幕……

远藤似乎对记者这一职业怀有偏见,在他的小说里,记者往往以冷酷而麻木的面目出现,是现实社会中某些原则的集中化身,他们积极上进、疾恶如仇、审时度势、锲而不舍、不择手段。《丑闻》里的记者不遗余力地追踪老作家,为了揭露他不道德的另一面;《深河》里的记者为了偷拍印度人的葬礼,不惜打破他人的宗教禁忌,甚至导致了同伴的冤死;而《悲歌》中的记者形象也并没有跳出这一也许不太公平的老套,唯一的不同是,折户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直满怀着崇高的自信和自尊,他以日本社会的批判人自居,并死死占据这一道德制高点,为自己膨胀的功利心和萎缩的同情心都披上正义的外衣。如果暂且不考虑受难者的立场(小说中折户所要求的忏悔是战犯向日本社会所做的忏悔,而非对受难者),坦白地说,我是打着寒战阅读这个人物的――他就是某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甚至,我们每个人。当众人向娼妇投石时,耶稣说:没有罪的人才能扔出手里的石头。于是,再没有人能够抬起手。然而,那只是过去的故事,事实是,从来没有人停手,折户从来不曾停手。身为中国人,对热衷于逼迫战犯忏悔的日本记者,我原本是极其敬佩的,然而,道德并非泾渭分明,有太多的灰域让人不知所措。我想,远藤对折户的行为并非不赞赏,只是,在赞赏的同时,他有那个勇气和眼光去洞察光明言行的内里,他知道,人是不可捉摸的,人的善恶有时候甚至不是同一枚硬币的这面和那面,而是同一张脸上的同一道眼神和同一丝微笑。当你自命高尚时,你已经堕落了。当你自甘堕落时,也许,你竟因此而得救了……

与折户相对应的胜吕就是那个下降者。有趣的是,和卢里面对着学校审查团一样,胜吕对折户说:我无错可认。折户大骂胜吕毫无道德廉耻,然而,胜吕并不是那些身居高位、毫不后悔、乃至缅怀侵略战争的人,和卢里一样,他选择生活在永远的屈辱中,因为他知道,罪,不可赎,不可赦。当你做所谓的认错、道歉、忏悔时,驱动你的并不是一个被摧毁者终于体验到的痛楚和同情,而是自欺,和欺人。折户所追求的,只是这种自欺欺人,这样的道德,不是利益牵线的木偶,就是围观者砸向娼妇的石头,打倒别人,是为了让自己站得更直。

在折户和胜吕之间,远藤还安排了另一个人物,小丑般可笑又可怜的法国人伽斯通。小说并没有交待他是为何且怎样来到日本的,他只是个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在异乡的流浪汉――远藤笔下中不乏这样的人物形象,比如:《武士》中被传教士带到南美、被抛弃、并从此生活在印第安人中间的那个日本人,《深河》中远赴法国学习神学,但最后流落印度、在恒河边搬运尸体的大津。和他的同伴相仿,伽斯通也是那样地笨拙,那样地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们的笨拙都来自那纯粹得令人恼火的善良,如果说我们的彼此为善总是小心翼翼、瞻前顾后、斤斤计较的,远藤笔下的流浪汉却能跳出社会和人群的重重牵挂和桎梏,洗尽原罪,像“那个人”那样,把自己完全地袒露在十字架上,成就极致的弱、和最深切的同情。《悲歌》中,街头卖甜芋的老人病倒了,是流浪汉伽斯通把他送去胜吕的诊所。为了挣钱给老人治病,伽斯通不光推车去街头叫卖甜芋,还受人怂恿,干起了拉皮条的活。这时,拒绝忏悔的“魔鬼医生”胜吕说:我不会收任何钱。为了给老人的孙女买一件节日穿的和服,伽斯通又去集市上扮演挨打的外国拳击手,就在他被人打得尿了裤子时,胜吕同意了老人“安乐死”的苦苦哀求……

只能答应他,因为,活着是多么艰难、多么痛苦……胜吕的脑海里,总是浮现着九州的海、和雨、还有屋檐下呻吟的鸽子、街角迷路的小狗。人间深河,人间深河的悲哀,没有人不在其中;可是,我们都急于踩着彼此爬出去,爬出这条悲哀的人间深河,然后,并不回头地、迫不及待地大叫:我忏悔!我忏悔!有谁心甘情愿地躺下来,被践踏、被摒弃、被痛恨?在那些犯过罪的人中,又有谁心甘情愿地摧毁自己,为了乞求那不可能的宽恕?那个唯一拥有宽恕的力量的人,他为赎我们的罪而献出自己,然而,他会宽恕背叛信条的人吗?在参加活体解剖之后,胜吕不仅默默地接受了一生的屈辱,更是在罪里越陷越深――人工流产、安乐死、甚至最后的自杀――这些,哪一桩不是天主教会的大忌?虽然胜吕并不是信徒,但信徒远藤却借流浪汉伽斯通之口说出了如此大逆不道的话:耶稣会宽恕胜吕医生!

其实,耶稣已经宽恕了胜吕。耶稣的宽恕就是伽斯通的那一声哭。折户得知胜吕涉嫌安乐死,于是气势汹汹地去诊所逼问后者,甚至问出这样的问题:你杀死诊所里卖甜芋的老人,难道又是为了什么医学实验?胜吕无言。身为读者的我在那一刻感觉到了胸中燃起的怒火,然而,也就在那一刻,小说里响起了伽斯通的哭声,那像是笛子被生生吹断的声音,尖利,甚至滑稽。听见折户的逼问,伽斯通哭了。远藤毫不掩饰自己对折户这个人物的反感,我却不得不承认,折户的逻辑才是这个世界的逻辑,他也许残忍,但绝对现实。对他和这个世界而言,同情是幼稚、善良是骗局,所以,他甚至是不受任何幻想的蒙蔽而恪守职责的,再说,所谓的世故又有什么错?谁都不能指责别人不去做那个笨拙的下降者、流浪者,就像谁都不能扔出砸向娼妇的石头一样。所以,伽斯通哭了,为胜吕,也为折户。

也许,该回到战争这个话题上来了。如果说胜吕背负终生的屈辱和最终不堪重负的自杀就是他的忏悔,而伽斯通白痴般毫无顾虑的善良体现着那来自耶稣的、最深切的同情和宽恕,请允许我在如此神恩的泽被下,仍然要像折户那样,死死地揪住战犯不放。折户的正义感和他渴望得奖、渴望升迁的功利心其实互为表里,然而,那些受难的民族却只有不可磨灭的痛苦和仇恨,耶稣有力量宽恕,她们没有,她们绝不会接受作恶人的所谓“忏悔”,除非他们也被摧毁。她们不接受假惺惺的下跪,但是,当他们被摧毁,再也站不起来时,她们不会不伸出同情之手。我由衷地热爱远藤的小说,与此同时,却仍然深深地感到遗憾――为什么,为什么在那么多反思战争的故事里,从来没有受难者的声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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