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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土苍茫
程宝林



承蒙城里朋友的美意,派了一辆车,专程送我回到百里外的乡下,看望亲友、祭奠亲人。本来,从万里外的异国归来,第二天就该回乡下,在那里住几天的,可城里饭局、应酬之类的事情也多,一天天拖下去,拖到了今天,才得以成行。

请了母亲同行,陪同我的,还有一位远道从洪湖回老家休假的文友。他带着一架数码相机,打算为我短短一天的故乡之行,留下一些镜头。

去接母亲时,敲门,开门的却是一位眼熟的乡下汉子,50多岁的光景,衣着不甚整洁。迟疑着,想不起该怎么称呼,母亲说:“这是姑父,你不认得了?”

我赶紧以“姑父”相称。两年多以前,患宫颈癌无钱医治的桃姑,去世时的惨景,经过母亲描绘,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刀子镂刻一般。

记得二妹说过,桃姑最后一次到荆门城里,是住在她家里的。她带桃姑去检查,确诊是晚期癌症。留桃姑住了三天,临送她回乡下时,二妹拿了200元钱给她。谁知道,桃姑穿的裤子,是花5元钱从旧衣摊上买回的便宜货,裤子口袋有一个漏洞。200元钱到家时,只剩下了100元。桃姑哭了一场,不知是为自己的绝症,还是为了那丢失的100元钱。

桃姑一直撑着,帮刚成家的儿子干家务活,晚上躺在床上,痛得呻吟不止。母亲去看望她,说,那喊痛的声音,真惨;人要是这样活着,真不如死了好。

桃姑临终,走得很不顺。接到“人快要不行了”的电话,亲戚们都带着奠仪-100元左右的丧礼钱,赶到桃姑家。正值家乡的梅雨季节,天上下雨地下流,到处都是泥巴。桃姑一人躺在卧室里,脸上爬满了苍蝇,呻吟的声音越来越弱,可那一口气,就是咽不下去。一连拖了七天,男主人-桃姑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弟,开始抱怨亲戚们来得太多、住得太久,毕竟,在贫穷的乡村,招待一群亲戚一连几天的吃喝,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母亲留了100元钱,回到了城里。听说第二天,在亲戚们走得所剩无几时,桃姑,终于闭上了眼睛。

因为有司机在等着,我顾不上和姑父话几句家常,拉着母亲就走,嘱咐姑父,在我们家多住几天。上了车,让母亲坐在前面的座位上,母子俩的话题,就从姑父开始聊起。

母亲说:“你这姑父,自从桃姑去世后,就在自己的家里呆不住,常常到亲戚家,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前不久,他刚刚来过,还是我替他买了车票,送他上车回家的。”

听母亲的口气,姑父的“走亲戚”,带有一点“避难”的意味。

说起来,姑父其实并不算是我们家太亲的亲戚。桃姑与我父亲,是堂兄妹。她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不到两年,丈夫就病故了。后来招赘的这个姑父,和桃姑并没有生育。他将那个两岁多的儿子养育成人,帮他娶回一个嫌弃自己的妻子,帮他耕种家里的田亩。孩子成家立业的日子,就是他当不了家、说不上话、成为家里的“外人”的日子。

这一切都怪他的身份。他是“倒插门”女婿。虽然儿子是他从两岁就养大的,但按吾乡的旧俗,却不能随他姓,而仍然姓的是去世的生父的姓;家里的几间瓦房,都是他辛苦修起的。妻子去世后,儿子和儿媳顺理成章,成了家里的主人,而他,成了与任何人都不相干、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外村人。几十年的日子,竟然没能改变这一点骨子里的自卑。

儿子对这个养父,大体上还算过得去,只是称谓上有些含糊,不愿意喊他“爸爸”,尤其不愿意当着老婆的面。母亲说,有一次,她亲耳听到我这个表弟,吩咐姑父,把一件农具拿给他,大大咧咧地,连个“爸”字都没有,直通通一句话:“你把锄头给我拿过来!”

儿媳的脸色,对于这个当了一辈子后爹的人来说,决定了他晚年的命运。姑父后来常常离家出走,到亲戚家逃难一般混日子,主要原因就在于,受不了儿媳的冷言冷语冷面孔。



车出荆门,一路南行。

在车上,母亲的话题,由姑父转到了舅妈的身上。

舅妈姓甚名谁,我并不知道,我姑且称她“无名舅妈”吧。她是我母亲堂兄的未亡人,算起来,该是我的远房亲戚了。她的大女儿,我小时候唤作“迎春姐”,是一个好心肠而笨的乡下姑娘,小学都未能毕业。在我高考前夕,母亲曾亲口跟我说起过,想让我将她娶过来当老婆,我在散文《终身大事》里,记叙过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后来读《红楼梦》,一看到贾府里的“迎春”,我心里都会泛起一点异样的感觉。

按乡村的标准,自学中医的堂舅,生前算是有学问的人,谁会想到他竟然死得不明不白呢?

我读大学的最后一年,收到过堂舅的一封信,这也是堂舅给我的唯一的信。信是用半文言写成的,大意是说,指望我志存高远,鸿鸣九天,为我们家族、家乡争光。他在信中特别说,世代农耕,诗书未传,到我这一代,就要诗礼传家了。

那时候,少不更事,没有保存信札的习惯,更没有想到,这就是堂舅的绝笔。堂舅的信已无可寻觅,最后一次见到堂舅的情景,却记得格外清楚。

那是一个雨天,我和母亲去堂舅家附近的水库捉鱼。堂舅见了我们,赶紧跑到他从队里承包的梨园,摘了一口袋半生不熟的梨子,叫我扛回家,让弟弟妹妹们吃个够。乡村生活,从来都是与水果无关的,以至于现在,我居住在有“水果之州”美称的加利福尼亚,常常对远较蔬菜便宜的水果无动于衷。

后来,堂舅当了村委会的主任,想致富,在家里用木头渣子,养起了蘑菇。蘑菇并非吾乡的农产,比不得萝卜白菜容易栽种。堂舅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认识了几个外地人,据说是天门的,负责蘑菇种植技术的推广、以及蘑菇的收购。90年3、4月间的某一天,这几个外地人,到了堂舅的家里吃饭。饭没有吃完,堂舅的肚子就剧痛起来,倒在地上,痛得打滚。而那几个外地人,慌忙站起来,连饭也没有吃完,就匆忙走掉了。堂舅在与这几个人的交往中,从来没有将他们的姓名、地址等告诉自己的妻子,当妻子的,也从来没有过问。在乡村里生活,侍弄的是土地和庄稼,农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世事的凶险和人心的歹毒。

舅妈一看倒在地上的堂舅,急忙请人去附近的另一个村里,喊来了我的亲舅舅,一个读过初中、拥有一辆手扶拖拉机的敦实小伙。他和堂舅的儿子一起,用拖拉机载着堂舅,向30里外沙洋镇的医院奔去。在路上,堂舅的呻吟声越来越弱,可他就是不肯说出和他一起吃饭的那几个人的身份和姓名。当然,他说出来,也可能毫无用处。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哪里会想到,坏人通常不会用自己的真名实姓。

沙洋镇的火葬场,就设在快要进城的公路边。拖拉机走到火葬场附近时,堂舅咽了气。一向对于时间和效益没有太多概念的乡村人,有时竟然有超过常理的时间和效益观。我的亲舅舅,将拖拉机转了一个弯,顺路将尸体拉到了火葬场,而堂舅的儿子,当时已经是可以拿主意的成年人,居然没有表示任何异议!

如果当时,他们是将尸体拉到镇上的医院,存放在太平间的冰柜里,或是直接拉到镇上的派出所,要求对尸体进行解剖,堂舅就不会不明不白,白白死掉了。

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该如何与官员、政府打交道;怕花钱,也没有钱;怕费事,更不敢惹事,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生存哲学,这许许多多的因素揉合在一切,构成了中国农民对生命的整体性轻贱,哪怕是自己亲人的生命。

记得当时我得知消息后,曾从四川赶回去过。在堂舅卧室的泥巴地上,还残留着一道湿痕,是堂舅呕吐后的秽物留下的。据说,当地的派出所,曾来挖过一点泥土,说是拿回去化验,结果,没有任何下文。

拖拉机返回村里时,不到50岁的堂舅,已经化成了一小堆骨灰。

在路上,母亲谈起的,当然不是堂舅的死。那毕竟是10多年前的事了。时间,比风雨和流水,对于记忆有更强的磨蚀力。在一片太平盛世的唐尧之颂中,不是什么凶事、血腥的事,都似乎从来不曾在这片大地发生过吗?不想让人民记住的事情,人民有忘记的义务和责任。

母亲说:“你这舅妈,遭孽哟!”



“遭孽”,是荆门的土话,大致相当于“可伶”。其实,“孽”本是一个佛家用词,说的是无边苦海中,人所必然遭遇的劫难,所谓“在劫难逃”,本意指的就是,众生皆苦,活在尘世间,谁也逃不脱一个“难”字。

母亲说:“你舅妈现在独自住在一间土屋里,帮儿子看守鱼池。大儿子和儿媳,断了她的口粮供应。她的日子,苦啊!”

车窗外一掠而过的,是初冬的丘陵,田野箫索、清瘦;因为长期没有下雨,堰塘显得格外浅。偶尔有一辆摩托车迎面而来。吾乡的公路状况大有改善,农民的收入也略有增加,乡村里,几乎年轻人都有了一辆价值3、4千元的摩托车。据说,像这样的农闲季节,村民们在传统的打麻将、“斗地主”(一种简单的牌戏,用于赌博)之外,近年又迷上了“赌码”,也就是地下赌庄,以香港的六合彩为赌博的根据。

母亲说:“前几年,你舅妈到深圳,给在那里打工的大儿子照料小孩,后来,摔了一跤,将胳膊摔断了,就回到老家。后来,大儿子也回来了。舅妈帮他们放牛,可是,牛却老是用角顶她。邻村一个老太太,就是这样被牛顶死的。她不敢再放牛,儿媳妇一怒之下,就将她赶出家门,到远离村子的鱼池边孤零零的一间土屋里居住,照看儿子承包的鱼池。她想用二儿子给的一点钱,找村里的亲戚买点米,亲戚们都不敢卖给她。”

我很惊讶地问:“这是为什么?”

母亲说:“她的这个大儿媳,动不动就要跳堰塘寻短见,谁敢惹啊!”

仗着我是大表哥的身份,我说:“这次见到他们两口子,我要批评。对这种不孝之人,一定不能姑息。”

母亲急忙从汽车的前座扭过头来,责骂我说:“你一个字都不准说!你说了,一拍屁股,跑到美国去了,叫我今后怎么到这村里来?亲戚,都让你得罪完了!”

我知道,母亲指的是另一个舅妈,在这里,我姑且称她“兰舅妈”吧。

她是我亲大舅的遗孀。10多年前,舅舅肝病去世,遗下舅妈,和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我父亲体谅她家庭困难,常常在忙完自己家的农活后,趁着天未黑定,赶几里路,到她家里,帮她忙里忙外。可是,她对我的外公外婆,却非常不客气,常常辱骂两位老人。

10多年前的一个春节,她到我家来拜年,碰巧,我的外公外婆也来了。奇怪而尴尬的是,她与我的外公外婆-

她自己的公婆,同在我家的屋顶下,互相却连招呼也不打。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在餐桌上,当着几位亲戚的面,将兰舅妈批评了一通。

我的大意是说:舅舅去世后,我们全家都尽力帮助你,其前提就是,你应该善待外公外婆。你如果对外公外婆不好,让两位老人受气,这就失去了帮助你的基础。

兰舅妈一脸的难堪。从此以后,她便与我们家断绝了来往。母亲一说起这件事来,便怪罪我多嘴、多事,得罪了她的弟媳。后来,我才得知,兰舅妈觉得我身为晚辈,当众批评她,伤了她的脸面。

“这样的亲戚,不来往也罢!”这是我对母亲的回答。

显然,母亲对这样的回答,很不满意。



车过蔡庙时,母亲顺口说了一句:“小金住在这里呢!”

小金是我的另一个舅妈,不过,准确地说,是“前舅妈”。10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散文,标题就是《小金》。她的命运,如果要简单地写,可以用两三句话写完;如果要写详细些、深刻些,就非得要一本厚厚的书才行。

1968年或是1969你,她作为武汉知青,被下放到我舅舅们的村子,爱上了其中一个堂舅,在生下一女一儿后,被落实政策,从村里上调到蔡庙这座小乡场的卫生院当护士,又与该院的一位有几个孩子拖累的医生发生了婚外情。离婚、结婚;再离婚、复婚,几番折腾后,她终于决定,就在这个小乡场上,和这个男人,过完剩下的日子。

算起来,没有见到小金,已经20多年了。一直想看看她的生存现状,这个心愿,今天终于有机会了却了。我请司机,将汽车拐到卫生院去。我当年生病,从北京休学回家,她从武汉探亲回村时,曾经给我带过两瓶药。

卫生院里一片荒凉,毫无生气。一排破败的平房里,靠南端晾着几件衣服,好像有人居住。我敲门,一个病恹恹的声音,极微弱地喊道:“推吧,门没有关!”

环顾室内,几件简陋的家具,一台电视机,此外,未见任何电器,真正家徒四壁。
里间一个瘦小、干瘪的老年男子,一瘸一拐地挪动着脚步,迎了出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母亲却是认识他的。男子随着小金的口气,称呼我母亲,说:“大姐,你怎么来了?”

在小金与我堂舅婚姻存续期的10年里,武汉知青小金,就是用这个称谓,以武汉腔称呼我母亲的。

母亲说:“兄弟,你的身体好些了吗?”

在板凳上坐下,男主人说:“卫生院里效益不好,我办理了内退手续,到山东打工,在私人开的诊所里看病。今年春上,中风后偏瘫,半边身子不听使唤,我只好回老家来了。小金也已经退休,孩子们都到外省打工去了,家里就只剩下了我们俩,冷清得很。”

得知我们是顺道来看望小金,男主人说,她到街上的茶馆打麻将去了。我们一行三人站起来告辞时,男主人竟然快要哭出来的样子。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婚变中的主人公之一,如今,一场大病后,人都像萎缩了一圈,真正有风烛残年之感了。

到了街上,向行人打听小金在哪家打麻将。邻居见我们的装束,一看就是外地人,便警惕起来,不肯告诉我们。我声明是亲戚,邻居们才指给我看。

进入一户人家,见侧屋里开了两桌麻将。烟雾腾腾中,一个高大的女人,在门口坐着。有人喊了一声:“小金,有人看你来了。”她瞄了一眼,一下子推开面前的麻将,走过去,拉起母亲的手,说:“大姐,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对于小金和我堂舅之间的恩怨,母亲以前是很不宽容的,也曾经以农村人的惯常作法,骂过小金。这次,她能随我前来看望,想必已经原谅了小金,这个喊她“大姐”10年的永远的外乡人、从前的城里人,一个被荒诞的时代,移植到一块错误的土壤里的激情女性,一个本质上的苦命人。

我们走到大街上时,小金的丈夫,那个偏瘫的老年男人,竟然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赶到了大街上。在给他们拍了几张照片后,我拿出一本自己的书来,写了一行字,送给小金,作为留念。

我写下的字是:“送给曾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给过我正面影响的金秀梅女士。”

我没有以“舅妈”称呼她,因为她不再是我的舅妈。而她给我的正面影响,毫无疑问,指的是她来自武汉、身为知青这一事实。她加入我们这个足迹不超过方圆50里的乡村家族,促使我很小就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人应该永远向往远方。

辞别小金夫妇,汽车继续向乡村驶去。

在外公外婆家的禾场上,见到了“无名舅妈”的长子,那个听凭老婆将自己的老娘逐出家门的表弟。我吩咐他,到远处的鱼池那里,将他妈妈请来,一起到我们中午落脚的一户亲戚家吃午饭。他应了一声,默默去了。

不一会功夫,“无名舅妈”来了,穿戴一新,像是走亲戚的样子,手里端着一个红色的塑料盆,里面腌着约摸五、六十个鸭蛋。一见面,她就亲热地对我问长问短,并一个劲地感谢我母亲,说她最心疼人,这不,这身新衣服,还是一年前,我母亲在荆门城给她买的呢!得知母亲自从我们家境渐好后,开始对穷亲戚有所周济,我的内心甚感欣慰。

鸭蛋是她端来送给我吃的。不过,昨天刚刚腌起,要20多天才能腌熟,而我,再过几天,就要回美国去了。

她当然不会知道,美国的海关,不准许携带任何中国□肉、腌蛋制品入境。

我问她的胳膊还疼不疼。

她将左手伸出来,放在地上,比试给我看,说:“手还是握不紧,没有力气,但胳膊不疼了。”

她在深圳摔断了手臂后,到当地的医院挂号求治。医生一看,说:“这起码要8千元。”

对她来说,她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

凭着不要命的勇气,也靠着命“硬”,她竟然吊着这支骨折的胳膊,独自一人,挤火车、换汽车,回到了老家。到乡镇的卫生院,两个医生将她的胳膊猛地一拉,然后,上了夹板和石膏,临了,收了她70元钱。

“天啦,曾集卫生院的70元,就相当于深圳医院的8千元。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死人。”“无名舅妈”说到这里,哈哈大笑起来,语气里满是自豪。我丝毫也看不出来,她是一个被恶媳妇赶出家门,连米都不给的受虐待乡村妇女。

“无名舅妈”笑起来的时候,样子有点怪:她的左眼显得特别大,因为右眼是紧闭的。我从小就知道,“无名舅妈”是独眼人-她的右眼是瞎的。

这次我才知道,她从小就“遭孽”,最早归因于日本人的“造孽”:她还是个吃奶的婴儿时,有一天,在沙洋的榨街(沙洋汉江堤外的一处热闹街区),正逢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她的母亲被当场炸死,她的右眼也被炸瞎。

几天后,当我乘坐的越洋航班,飞过日本的领空时,我朝夜空下日本的大地和城市多看了几眼。

2006年1月3日,旧金山无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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