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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星星时期”的黄锐
——黄锐访谈录

时间:2008年11月
地点:北京
采访者:朱朱 录音整理:罗玛

朱朱:关于“星星画会”,你在自己的文章中,以及在很多的场合已经多次谈及;我想,我们不妨从你后来的状况谈起,包括你创建“798”,和你现在的创作。

黄锐:这是一个关于身份认定的问题。对我来说,在中国是否做一个艺术家不是很重要,艺术能做什么可能更重要。也可能,有的时候不做什么艺术也很重要——如果需要的话,拒绝做什么艺术,也可能变成一种有创造性的艺术。

我现在做的新作品,是关于历史题材的,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我用十二生肖重新去排列历史,比较有规模的大型展出是在罗马城博物馆做的。很多在罗马看展览的记者,他们问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历史?我想,我们是活在时间里的,时间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中国文化把循环性放到时间里面,而我又是从时间性来考虑的,时间影响到我们的思维和创造方式。

对我来说,从“星星”开始,艺术是一种理想,这个理想不是一种技术的表达,不是一种手段的表达,而是通过手段和技术来转达你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浓缩的、独特的思考,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这个决定,这种身份,是每时每刻都要确认的。你如果不创作,就不要自称是艺术家。如果你换了一个场合,你仅制作作品,没有考虑创造,也是一样。当然,你可以戴一个艺术家的帽子,这个帽子,就像顾城的帽子一样,是一个要命的问题,一种所谓的艺术家身份是令人讨厌的——最终我们是要破坏这种身份,然后我们又去追求这种身份,这是很可笑的一个情况。

对于“798”,我思考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的“798”,就我们刚开始所追求的那些目标而言,看起来是达到了,或者说在社会认知的符号里面,应该是很成功的。可是这又怎么样呢?我甚至都不愿意去想,“798”它能成为什么,它在成功的意义上达到了什么样的东西。最重要的还是成功之前——现在成功之前的东西也不是很重要了——或者成功之外的东西,可能更有意思。

朱朱:你认为“798”现在的局面,和你当时对“798”的设定或者理想之间,有多大的偏离?

黄锐: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偏离。原来是一种颠覆行为——当然是有很多计算,这些计算是我们的手段。在过去的很多社会活动里,我们已经有些经验,包括做《今天》,它是一个积累。然后做“星星”,又是一个更戏剧化的、时间更长的经验的积累。后来我到日本,也是另外一种经验的积累。我在日本也参与了很多在野的活动,和后来在北京“798”做的工作一样,也是希望当代艺术在日本能够变成一种社会普及。可日本的情况是什么都可以存在,但是都不容易改变,这是日本的特殊情况。不管怎样,我在日本参与了很多这样的活动,对这种工作的方法和水平,包括工作背后的程序、组织、预算、宣传等,都略知一二。后来“天安门事件”,我又参加了很多当时抗议政府的运动,我又变成了一个角色……在日本的所有的艺术抗议活动我都参加了,对那些外围的、同时又是关注“六四事件”的人,我是艺术方面的组织者。这些都是经验,这些经验还没有被时间给磨蚀掉,所以做“798”的时候,我们就用多种手段,在一个时间里用更多的人、更多的组织方式、更多的展示形态,同时表现出来。哪个好?当时也不敢确定。比如说我们做书,做艺术活动,写报告,提交倡议书给北京市人大,做媒体发布会等等。这些分开的路线,都是一种摸索,但是最后总会有一种情况拓展了局面,并可能引带了其他的情况。以前在做“星星”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这样的经验:对媒体的宣传,它会引起滚雪球的扩张效果。那么做“798”的时候,就有《纽约时报》来——当时它登了三分之二版,《新闻周刊》来了,因为“798”,北京被选为世界上最有希望的城市。就是这样,变成了一些新的效果,我们也是在这些新的效果、评价、线索里面,寻找一些能够继续展开的方式,之后的活动就更有组织性,包括做艺术节等等,我们更多追求的,不是现在的这种情况。当然,人数我们是追求的,场面是追求的,但更多是找社会主题的矛盾,这种矛盾可能会变成某种发酵的东西,变成某种话题,比如城市主题、建筑主题、行为艺术的主题等等。

现在的情况是,我从“798”出来将近两年了,在这两年里,“798”已经迅速地旅游化。我最近不关注“798”的事情,我觉得它表面的繁荣,其实影响了它的质量。最近我也不和“798”的画商们接触——2006年以前我和他们接触,希望他们参加一些联合活动,我们有交流。可是现在我们没有交流。我觉得,由于市场的因素,一些展览的情况,它的趣味性、环境的专业性,可能受到一些影响,这种气氛之中,很难有世界水平的收藏家过来。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市场很好,但可以肯定的是“798”开拓了这个市场,因为“798”一下容纳了大规模的画廊进入,这个趋势还没有停下来,而画廊就是一个展示和销售的平台。从某些方面来讲,我也是始作俑者。可是我也不知道,因为后来角色的替换,“798”进入新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情况已经变得非常表面了,当然也和我没有关系了。

朱朱:“798”之所以市场化,很重要的因素,一方面是政府的介入——政府已经把它作为一张牌,然后还有包括尤伦斯、佩斯这样的机构也来到这里,形成现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局势。就你而言,一开始做“798”是希望能够有块阵地,一个传播理想的、不妥协的、斗争的阵地,当然,同时也希望中国的当代艺术能够去抱团、发展。这与现在的局面相比,已经形成蛮大的差异。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正如在“星星”里你也是做了一个开拓性的事情,事实上后来的明星都是从89’艺术中产生的,也就是说,无论“星星”还是“798”,你虽然都是首倡者,但都不是最终的得益者。我好奇的是,在最初的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了这样的反差之后,你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又怎么能够最终相对平静地回到你个人的理想和生活之中?

黄锐:这次从“798”出来对我来说,是相对平静的,因为我出来的时候,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可能从“星星”到89’期间,我还非常关切在国内发生的事情——因为1984年我就去了日本。1990年代我重新回到北京,做一些很边缘性的行为艺术,做装置,当时的好几个展览都被当时的公安系统给关掉了。那个时候,突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很脱节,也有一些失落:这个江山已经是别人的了!怎么会是别人的?现在,我对于“798”的这种情况,情况改变了——我发现,它本身不属于我的领域。无论如何,这些自己曾经不怎么看好的东西——可是我又想要它,就力所不能及。

记得我离开“798”的时候,做了一个叫《开放》的展览会:就是把我的画室开放。每天我就在那儿泡茶,当然也是有目的地请一些人来喝茶、聊天。各种各样的人,有学者、艺术家、建筑设计师、城市规划者、历史学家、哲学家,进行一些谈话。这样的谈话特别有意思,可以使自己的心灵开放,使自己的问题变成大家的问题——那么既然是大家的问题,一个人的身份是解决不了的,于是“798”与我个人的纠纷变成了一个社会的问题。那么这个社会的问题,就不是黄锐的命运能如何得了。其实那个时候北京市政府已经决定,让七星集团接受我留在“798”,已经有一些机构里的人来找我谈话。可是,算了吧,我就出去了。我觉得很好啊,我不是一个流亡身份吗?那么很好,出去了以后我又是一无所有。其实我很满意,我在这种流亡过程中,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掌握了很多能力,得到了很多认知,很多评价,也得到了各种层面的人在以后的过程中可能的互相合作的承诺。所以,我这种流亡身份有什么不好?接触的面更多,知道的事情更多,掌握的知识技巧也就更多。

朱朱:从语境来说,或者从社会环境的变化来说,这个年代和“星星”那个年代相差很大,很多东西都在改变。你现在的作品,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带有一种周旋的、谈判的成分,或者说,表现出一种比较轻松、比较戏剧性、比较幽默的效果。当然,你反讽的、睿智的、批判的那种东西,是一直在延续,虽然用了一个轻松、幽默,甚至游戏性的外表,但是内里还是像石头一样坚硬。实际上从“星星”开始,在那一批人当中,你是特别早也是特别完善地进行架上的尝试和表现,后来,可能由于去了国外,艺术视野的开拓,使你开始有意识地动用有别于架上的、综合的媒介手段,一直到今天。我很想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暂时撇开政治和社会批判这根线索,就你对艺术本身的认识、理解以及感情而言,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在未来又有怎样的可能性?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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